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影响,特别是北约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关注和治理投入。文章首先概述了气候变化引发的十类安全风险,然后详细回顾了北约气候安全治理的三个阶段:认知塑造、制度建设和议程形成。在认知塑造阶段,北约开始将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制度建设阶段,北约将气候变化纳入战略文件,建立多元组织框架;议程形成阶段,北约批准气候变化与安全议程,启动行动计划,提出碳减排目标。文章还指出,国内外学界对北约气候安全议程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旨在探究其特征、动因、影响及演进前景,为中国应对挑战、加强合作提供参考。
北约气候安全议程在2021年和2022年的文件发布后,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以集体安全框架推进组织绿色转型,保障军事安全和集体防御为核心目标,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气候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为优势路径,并具有地区偏好。北约将军事安全和集体防御作为首要目标,通过顶层设计和成员国国防绿色转型规划,提高气候安全意识和能力。北约还计划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多领域工作,提升供应和采购合作的气候适应力,并加强与伙伴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北约借助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友好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安全挑战,提升成员国间及与合作伙伴间的互操作性,深化气候安全政策协调。北约积极探索建设多元导向的全球伙伴关系框架,加强与广泛地区国家的双边合作,参与多边治理议程。北约还重视与联合国、欧盟等组织就能力和韧性建设加强合作,通过能源安全卓越中心等平台与伙伴国家交流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知识。
北约利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优势,推动气候科学研究和绿色技术研发,为气候安全治理提供重要抓手。北约通过科学促进和平与安全计划、科学技术组织等促进成员国与伙伴国家间的科研合作,设立专门组织减少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北约还为新兴关键国防绿色技术研发提供政策激励和资金支持,如国防创新加速器和北约创新基金。
北约突出“以欧为本、放眼印太”的地缘关切,强调与欧洲周边地区和“印太”关键国家的气候安全对话与合作。北约巩固与欧盟及东欧、南欧等周边国家的气候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与亚太四国围绕减灾等领域展开合作,提升双方对话和交流的规模与层级。北约还通过小多边地区安全机制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气候安全合作。
深入探讨了北约气候安全议程的发展动因,指出2022年以来北约对外安全战略的新发展,主要受到气候变化对军事行动和安全环境的威胁、乌克兰危机和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以及美欧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求。气候变化被视为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行动的“威胁倍增器”,直接和间接地增加了北约的军事防御风险。北约需加强气候安全治理以维护其核心使命,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对军事行动环境条件的恶化、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的降低,以及资源争夺、气候难民和恐怖主义等问题。
北约的军事绿色转型旨在通过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发展绿色技术和减排行动,增强同盟的有效威慑和防御能力,同时提升其国际形象和话语权。北约通过设定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目标和实现碳中和,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统一,增强其在全球气候安全合作中的作用。
乌克兰危机和欧洲能源危机强化了北约的地缘政治经济重要性,提升了美欧在北约框架下的合作意愿和投入力度。北约通过标准化协议在作战方式、设备类型等方面拥有制定标准的能力基础,为推进气候安全议程提供了有利条件。政治安全方面,乌克兰危机推动地缘政治议题安全化,北约增强集体行动能力,丰富“安全化”叙事。经济安全方面,能源危机凸显北约抵御外部能源威胁的重要性,美欧倡导的“去风险”理念为北约气候治理注入活力。北约力图提高军事能源效率,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同时防止在绿色转型中形成对中国新能源材料的依赖。
北约气候安全议程在集体安全框架下推动绿色转型,首次提出国防减排目标并发布衡量军、民用温室气体排放方法,标志着治理进入新阶段。该议程旨在加速“全球北约”转型,通过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和参与域外危机管理,拓展合作范畴,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北约注重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对外交往的关键议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应对自然灾害,强化组织协商、培训和情景构建,计划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研究、培训和演习支持。
北约气候安全行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联合国安理会的停滞进程,为全球气候安全合作注入动力。北约在气候安全治理领域的行动具有议题适配性和引领象征意涵,可能推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取得新发展。北约气候安全议程规划促进国防军事排放数据公开和绿色转型自愿行动,提升减排效能。
然而,北约气候安全议程在印太地区可能激化气候治理的体系性对立,成为美欧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新机制。北约气候安全战略制定、政策实施和组织建设暗含中国指向和“脱钩”意涵,通过施压和影响“印太”伙伴激化西方—非西方对立。北约积极组建多元次区域安全集团破坏中国对外气候治理合作环境,割裂区域合作进程并塑造针对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北约气候安全议程实施成效受到能力和意愿的双重牵制。成员国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缺口以及排放评估方法细则模糊和不透明威胁议程有效性。乌克兰危机下急剧增加的国防军费开支需求可能扩大绿色融资缺口,放缓国防绿色化步伐。北约新制定的排放评估方法细则有待完善,模糊的适用范围和基准线威胁减排行动实施。北约整体战略和文件透明度低,气候安全举措内容未全面公开,限制绿色转型的国际标准对接和外部监督。
成员国间差异化的碳排放体量和减排方法考量以及秘书长换届将阻碍北约气候安全行动稳定性。美国、法国等主要碳排放大国与其他国家间国防脱碳动力和绿色政策排序存在差异,影响协调意向,可能增加成员国间分歧。挪威、法国等国在监测军事排放问题态度上与波兰、土耳其等国存在差异,北约协商一致的议事原则和成员国数量增加可能降低集体行动执行力和持续性。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任期结束可能增加议程长期运作的不确定性。
北约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和国防军事减排领域具有关键作用。自2021年,北约基于CCSAP计划和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形成了全面的气候安全议程,推动了全球北约转型和气候治理发展。中国应深入了解北约议程,探索应对挑战和加强合作的路径,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气候安全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国应实现双碳目标,完善气候安全思维和战略体系,增强气候科学研究,推动碳中和政策体系,完善碳交易市场,扩大光伏和新能源汽车发展,应对绿色技术封锁。同时,中国应建立气候安全战略体系,提升军事设施和人员的环境韧性,开发创新性国防绿色技术。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应参与制定国际碳规则,提供气候安全公共产品,扩大绿色发展互信,提升气候治理合作机制质量,维护联合国气候治理体系核心地位,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框架,为脆弱国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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