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讨论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政治制度危机，指出美国政治制度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新变革，导致体制功能衰退、回应能力不足和治理绩效下降。学者们分析了政治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和社会经济新变革的外在诱因，认为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和国内学者汪仕凯分别从宪法改革困难和政治体制能力衰退的角度分析了危机的根源。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克服危机，需要改善政治制度缺陷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为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提供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从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两个维度分析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逻辑。

二、 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美国政治制度的特征

亨廷顿通过比较政治学方法分析美国国家和社会性质，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结合了都铎式旧制度和现代化大众参与。美国政治权威分散，横向上分散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纵向上分散到联邦、州和县政府，导致治理能力下降和缺乏国家认同。美国政治结构分化不足，分权制衡体系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和专业化水平不足。政治参与现代化方面，美国社会普及选举权，政治参与扩大化维持新社会和反对权力的道德观，反映了美国人对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的信奉。

三、 现代与传统相维持：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

亨廷顿在比较政治学中提出政治发展是独立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现代化并不直接导致政治现代化。他提出“政治变化理论”，将政治体制视为由不同组成部分构成的集合，这些部分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存在差异。美国现代社会与传统政治制度在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上存在差异，形成了相互维持的关系，其中社会经济现代化阻碍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限制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维持了权威分散和职能交叉混合的旧体制。

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复杂、适应性强、相对自主并具有内部凝聚力，其特点是三权分立和职能交叉混合，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力量。这种制衡关系抑制了美国政府提高权威与效率，但也是美国政治制度变得民主和开放的结构性因素。美国政治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保持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的动态平衡，这种辩证关系阻碍了美国政治制度走向现代化。

亨廷顿还强调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和“顺序”，认为欧洲国家权威合理化与结构分离先于政治参与扩大，而美国则相反，社会现代化限定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他提出“权力顺序”理论，认为现代化国家早期需要集中权力，然后扩大权力，最后分配权力，而美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分配一个已经扩大的、固定的权力总量，这限制了权力的集中。

美国社会现代化路径属于社会经济自发地走向现代化的模式，不需要国家权力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与创新。这种模式在无内忧外患的前提下可以与政治体制融为一体，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或外部环境改变后，现代社会与传统政体可能不再相适宜，出现“悖论时刻”。亨廷顿指出，政治体制的权力越是分散，越有利于社会经济现代化政策的“创制”，而权力越是集中，越是有利于政策的“采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个在权威合理化和结构分离方面落后的旧式政体无法满足美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需要。

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出现了分离，当美国人希望政治制度符合进步主义要求时，政府反而虚弱无力且无法有效满足社会经济要求；当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得更加现代化时，却不符合美国人的进步要求，又会遭到美国人的反对。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困境所在：“强大的政府必定是非法的，合法的政府必定是弱小的。”

四、 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表现与趋势

亨廷顿对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美国社会内部变化和外部环境对政治制度构成挑战。他强调政治机构需对社会力量保持开放性以维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中探讨了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军事职业制度的影响，认为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敌意限制了军事制度的结构分离与专业化。他希望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向保守主义转变，以支持军事权威和军事专业化。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真正敌人是美国人自己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主张美国人应支持现有制度，保持克制，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他指出，美国政治制度已经是自由主义的、大众的和民主的，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是理想主义的，推动美国越来越自由、平等、民主。亨廷顿断言，美国政治制度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美国人自己。他强调，面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人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主义制度，而是应该支持现有的制度。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中指出，美国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以基督教新教为文化传统、以自由民主制为政体的国家。美利坚信条既是美国人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来源，但也限制了美国政府的权威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他强调，美国的政治体系既是美利坚信条的根本载体，也是美国民族精神和国家共同体的最后指向。亨廷顿关于美国政治的著作大量充斥着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以“威胁”“危机”“危险”“挑战”“混乱”“失衡”“不和谐”“冲突”“衰落”等词汇体现出来，而他提出的策略是“秩序”“平衡”“安全”“复兴”“重建”“重振”“战略”等。学者欧树军认为有两条线索贯穿着亨廷顿前后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一条是国家的正当性和国家的有效性的关系，另一条是民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对照本文，如果说国家有效性所包含的组织、效率和稳定是亨廷顿孜孜以求的探索主题，那这不正是美国的政治秩序所缺乏的东西吗？如果说国家正当性所包含的共识、共同体和认同是另一个贯穿亨廷顿研究的主题，那这不正是强势的新社会给孱弱的旧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吗？虽然也有很多学者看到了美国“强政府”的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与美国“强政府”趋势相伴行的是美国社会“越来越新”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诉求越来越多、社会边界越来越开放、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元、社会价值观越来越新。即使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朝着集中化、扩大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依然面临着“越来越新”的美国社会的持续挑战。现代社会与传统政体的冲突使美国不断呈现出“政治衰败”“制度失灵”“政治极化”“民主危机”等现象。

五、 结论

社会经济现代化推动政治制度现代化，但美国政治制度现代化滞后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政治制度特点为传统政治体制与现代化政治参与相结合，导致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缺乏国家认同、专业化水平和效率低下。美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维持和加强政治制度旧传统，但社会现代化先在性限制了传统政治现代化发展路径。美国政治制度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存在辩证反向关系，社会现代化阻碍传统政治现代化发展。20世纪后美国政府虽趋向“强政府”，但社会诉求增多、边界开放、成员多元、价值观更新，与“强政府”趋势相伴的是社会“越来越新”的趋势，对“强政府”构成持续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