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其大战略受到国际关注。2020年《外交》杂志发表文章，围绕大战略必要性展开辩论。一方认为应放弃大战略，从实用主义出发；另一方强调大战略的重要性。中美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中国学者关注大战略内容及其影响，美国学者则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本文基于美国学界研究，分析国家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探讨冷战后美国大战略及其辩论实质。

一、 有关美国大战略的新近争论

美国大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辩论涉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多个方面。研究者们对大战略的存在、意义和美国是否需要大战略等问题形成了不同观点。理性选择论认为大战略是可能、可行且有意义的，美国应积极追求明智的大战略。幻想过时论则认为大战略不可能、不可行且无意义，美国大战略只是一种幻想。审慎灵活论主张大战略复杂，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核心问题是大战略的本质和内在逻辑。

二、 理性、不确定性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美国大战略辩论中对大战略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国家战略的理性和不确定性特质紧密相关。国家战略旨在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而大战略则侧重于军事领域和国际层面，强调了解全球政治格局和力量分配，以及提出应对潜在对手的行动方案。美国研究者将大战略定义为维护核心利益、识别威胁来源和应对外部威胁的资源、手段和方法。

理性分析是国际关系战略研究的主流，区分为理智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理智理性主义认为人是理性的物种，而工具理性主义则关注效用最优化。然而，政治行为中的理性与效用最优化有所区别，理性行为体的行为和目标之间有直接关联，但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不确定性分析视角则关注物质运动的非重复性、非决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以及认知主体对事件或行动变化后果的无知状态。不确定性的产生原因包括人的思维局限性、国家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区别，以及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复杂环境。

国家战略的理性体现在目的性与规划性、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对威胁和机遇的认识和评估等方面。然而，不确定性因素也导致追求理性政策和行为困难，次优的国家政策、盲目的对外行动、非本意的政策结果屡见不鲜。

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体现在行为主体的共识形成、对内外环境的认识和评估，以及大战略在不同阶段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有效落实。理性视角认为国家应追求大战略，而不确定性逻辑则认为大战略是一种幻想或已过时。在实践中，理性与不确定性相互交织，国家战略往往是理性与不确定性作用的混合，国家在理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下行动。

三、 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并存。一方面，美国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深度介入全球事务，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美国大战略的决策过程复杂，受到多种行为体的影响，如总统、政府部门、国会、利益集团等，导致战略的模糊性、矛盾性和不可预测性。

美国大战略的决策主体多元，不同行为体围绕战略进行争论和斗争，使得战略共识度偏低，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满矛盾与偏见。美国总统的个人性格、偏好、情感、经历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使得战略决策存在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

美国对战略环境的认知与判断影响其国家利益排序和对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界定。美国将权力侵蚀和权力转移视为主要外部威胁，而全球气候变化、疾病与自然灾害、经济衰退与发展不平等等威胁则不是优先关注的重点。

美国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战略目标保持延续和总体稳定，但不同阶段的战略重点和政策手段有所差异，执行效果往往不如预期。从克林顿时期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反恐”战略，再到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特朗普的“印太战略”，美国大战略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美国大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体现在战略决策、对战略环境的认识和战略实施过程中。虽然战略目标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但战略目标之间的冲突、安全威胁的错误认知、对外政策工具与手段的失衡、决策与落实之间的脱节，都反映了国家战略的不确定性。美国大战略在理性与不确定性中摇摆，呈现出清晰与模糊、稳定与摇摆共存的特点。

四、 结语

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核心在于战略方向的选择和其时效性。国家战略的复杂性源于其追求目的性、规划性和权衡确定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这种不确定性是战略评估、决策和落实过程中固有的，国家虽可评估并降低其影响，但无法完全避免。理性与不确定性的互动增加了国家战略的复杂性，也是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根源。美国大战略的成功在于其理性力量，对维护国家利益和霸权有显著贡献，但同时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战略缺失、摇摆和失效。美国决策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可能做出错误选择，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因此，国家在制定大战略时，应深入研究历史规律和成功经验，同时保持自省、谦虚和谨慎，充分认识和评估战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