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是核心主题，反映了他对19世纪俄国社会问题的态度。《群魔》通过基里洛夫和斯塔夫罗金的自杀探讨了实证理性与个人信仰的矛盾，以及青年革命者引发的社会动荡。西方学者通过人物与现实事件的互文性分析作者的社会观点，而俄国学者更关注人物内心动机和思想逻辑，探讨宗教观与道德、犯罪、自由等议题的联系。近年来，学者们还讨论了陀翁小说与其他作品的共性与差异。本文通过分析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自杀空间的关联性，探讨了作者对“理性—信仰”矛盾的思考，以及对当时俄国革命浪潮的价值评判。

2 自杀书写中的时空互文

探讨了小说《群魔》中基里洛夫和斯塔夫罗金自杀行为的时间和空间互文性。两人自杀时都面临重大危机，时间在他们自杀的瞬间被悬置，脱离了线性发展。斯塔夫罗金通过写作取代言语，用文本构建自己的最后形象，使得他的死亡意义变得不确定。基里洛夫则在自杀前不断思考自杀的合法性和自由意志，死亡时刻被无限悬置。空间上，斯塔夫罗金在庄园顶层自杀，基里洛夫在底层公寓，反映了他们人物关系的对应。这种安排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内心矛盾戏剧化的写作手法，与但丁《神曲》中的空间安排有联系。《群魔》中的时空构建偏离了"受难—救赎"原则，两人最终困毙于危机时刻的"炼狱"中。

3 自杀书写中的价值评判

探讨了19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在西欧思想影响下的思想矛盾，特别是他们对实证唯物思想和无宗教信仰的盲目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追求一旦受挫，会导致“逻辑上的自杀”。文章分析了两位角色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的自杀行为，分别基于虚无主义逻辑和费尔巴哈的“人神”逻辑。斯塔夫罗金的自杀反映了对绝对虚无的追求，而基里洛夫的自杀则是对“人神”逻辑的极端实践。两者的自杀行为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和“人神”逻辑的价值评判，以及对这些思想引发的革命浪潮的深刻反思。文章指出，理性逻辑无法证明生活的最高意义，而生活意义存在于人类真挚的情感和与民族—人民的联系中，这是知识阶层所缺乏的。

4 自杀书写中的时代意义

探讨了《群魔》中自杀书写与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革命浪潮的联系。虚无主义和“人神”逻辑导致革命背离自由和人性，雅各宾主义者将理性原则置于社会关切之上，走向反世俗性。涅恰耶夫案反映了俄国启蒙教育脱离生活土壤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俄罗斯民族的高贵性，通过自杀书写暗示对虚无主义引导下的自杀和自由的不同价值判断，提供救赎之道。基里洛夫将“人神”逻辑推广至全社会，导致无限自由走向无限专制。斯塔夫罗金看清自由的虚假性，投身于追求纯粹自由的事业。作者通过自杀空间的安排暗示其救赎可能，修士吉洪的劝导道出作者心声。自杀书写反映了时代青年的困境，教导青年革命者扎根民族土壤，关注具体的人。

5 结语

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通过虚无主义导致的自杀行为，批判了青年革命者与民族和人民之间的断裂。他呼吁青年革命者放弃外来学说，了解俄罗斯，弥合与民族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成为真正的根基论者和纯粹的俄罗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