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讨论了鸦片战争后晚清外交观念的转变，从最初的排斥到后来的主动适用和遵循近代外交规则。晚清君臣在“华夷”观念和传统宗藩体制下，外交观念转变过程充满艰难和曲折。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是清廷运用近代外交规则的重要实践，通过谈判制约俄国权益攫取。现有研究对清廷在伊犁交涉中运用近代外交规则的问题讨论不足，本文旨在深化对中俄伊犁交涉及晚清外交史的认识。

2 驻外使臣、洋务人才：围绕崇厚出使的国际外交规则问题

讨论了晚清时期清廷在外交观念上的转变，特别是在崇厚出使俄国的背景下，清廷如何开始适用和遵循国际外交规则。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地区，清廷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面临与俄国的外交谈判。崇厚作为清廷首任驻俄公使，肩负着通过谈判收回伊犁的使命。清廷在鸦片战争后开始采用国际公法来维护国家权益，并逐渐认识到派遣驻外公使的重要性。尽管最初对驻外公使持抗拒态度，但在与西方的多次交涉中，清廷逐渐转变观念，开始向主要立约国家派驻公使。崇厚的任命反映了清廷对西方外交规则的适应，他被授予“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权限，显示了清廷在外交上的主动性。崇厚在与西洋诸国的交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清朝官员中熟悉洋务和外交的人才。清廷对崇厚的任命，体现了其在外交政策上的转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适应西方外交规则，以保护国家利益。

3 拒约与守约的法理依据：崇厚擅自签约下的争论

光绪三年，崇厚作为首任驻俄公使与俄方谈判并擅自签订条约，清廷对此感到震惊并寻求补救措施。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等重臣对崇厚的行为及其条约的法理效力持有不同看法。李鸿章认为条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宜毁约；沈葆桢则认为未经朝廷批准的条约不足为凭；左宗棠则从实力角度出发，认为条约丧权辱国。清廷最终决定不批准崇约，并以崇厚“违训越权”为由，任命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重新交涉伊犁问题。清廷的这一决定体现了对国际外交规则的逐渐适应和对崇约的否决态度，同时也显示了清朝在外交观念上的近代转向。

4 拒约、改约、另立新约：议驳崇约后的谈判

讨论了清廷在面对崇约问题时的外交策略和行动。清廷并未全盘否定崇约，而是选择对部分不可接受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在俄国的态度不明确的情况下，清廷加强了边防以防俄国挑起战端，并指示曾纪泽在出使俄国时要坚持立场，根据总理衙门提供的谈判方案进行商谈。清廷对崇厚的定罪和新任驻俄公使的任命显示了其拒约的决心，同时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影响，最终决定释放崇厚以寻求西方的支持。曾纪泽在俄国的谈判中，虽然身份受到质疑，但最终成功地传达了清廷的立场，并与俄国达成了新的条约。这一过程中，清廷在国际外交规则的认知上存在不足，但也展现了其在外交上的灵活性和对国际形势的敏感性。最终，中俄双方通过谈判避免了战争，重新缔结了《中俄改订条约》，各自获得了重要的利益。曾纪泽在完成签约后，按照清朝的体制，放弃了全权大臣的头衔，清廷也在六个月后正式批准了该条约。

5 余论

讨论了晚清时期中国外交观念的转变和对外交规则的适用与遵循。林则徐在处理鸦片问题时参考了滑达尔的《滑达尔各国律例》，但清廷仍以天朝上国观念为主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开明派官员如恭亲王奕䜣开始转变外交观念，推动外交体制变革。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开始有限利用国际公法处理外交事务。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是清廷迈向近代外交规则的重要历练，体现了对公使派驻、全权使臣授权等方面的探索。清廷内部对崇约合法性有分歧，反映了国际外交规则的普及。俄国关注崇约签订后已得权利，清廷在处理纠纷时并未完全依赖国际规则。曾纪泽通过有理有据的外交策略换回部分权益，取得一定外交胜利。国际公法下的近代外交规则本质上仍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国家用近代外交规则瓦解中国传统对外逻辑，其国际规则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内涵。一百多年前清廷在西方冲击下艰难近代化，如今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的发起者，面临风险挑战。中国需借鉴历史文明，吸取其他社会发展成果，为国际秩序、规则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