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化转向”运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关注文化问题,七八十年代传入德国,影响民族学、人类学和区域研究。克利福德·格尔茨将文化视为可建构的“意义之网”,强调文化的象征体系和民族志的社会实践属性。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引发文化反思和批判,文化被视为动态、多元、实践导向的意义网络。研究重心转向文化交流、权力关系和共享历史,涵盖政治、艺术、科技等领域。同质化文化概念被冷落,多样性和差异性受重视。文化研究重构社会间文化传输与互动。德国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受“文化转向”影响,关注文化的多元、矛盾、流动、传输、转移和共享,但在文化定义和方法上存在差异。
冷战后德国区域研究经历“文化转向”,强调文化概念多维度探索,如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等,及文化实践与创意产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中国学者探讨文化与文学、国民性等,强调文化认同、历史传承与现实适应的复杂互动。德国区域研究在90年代受批评,后在维尔纳·莱姆斯会议上确认其必要性,强调区域研究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德国学者提出中德文化相互感知和交流的重要性,探讨文化差异、共性及哲学中的中国思想。安斯加·纽宁总结德国人文社科专业中的文化概念,包括规范性、整体主义导向等类型。斯蒂芬妮·拉特杰指出追求文化统一性和同质性的愿望,同时存在反对同质性文化的声音。德国科学委员会提出区域研究的总体文化概念,强调文化作为动态关系构建过程。其他研究涉及区域、文化政策、创新产业和历史文化记忆等。德国学者重视对中国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配置。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赵可金和尹一凡探讨文明、文化及其类型,强调认识不同文明模式间的关系。罗选民和覃玉荣指出文化包括多个维度,如文化认同、美学范畴等。张蔚磊主编的书中提及多种文化概念与文化有关的概念。吴小安注重对华侨华人、中国与中华等文化现象的论述。《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阐明文学和地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陈彦旭和张馨心关注文化、神话与国民性的问题,强调研究文化中的神话和信仰以了解国民性的核心。张璇的博士论文研究以色列国家建构中的神话叙事。
探讨了中德两国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对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和应用。德国区域研究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从静态、封闭的文化概念转向动态开放的过程,强调文化的流动性和相互作用。德国科学委员会将文化视为人类工作和生活形式的综合体,重视跨文化关系和文化事态的理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则将文化与文明紧密联系,强调文化多样性和内在矛盾的哲学理解,从文明基因和文化智慧的视角探索深层逻辑。
德国区域研究中的文化概念和方法受“文化转向”影响,旧的狭义文化概念被广泛、基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取代,涵盖所有人类工作和生活形式。这种广义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开放的过程,是个体和文化群体间协商和互动的过程。对文化概念的这种理解决定了区域研究的视域和路径,需要广泛了解特定地区和文化因素,探讨跨文化关系问题。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文化概念与文明意涵接近,强调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和吐故纳新。中国文化和文明承认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区域国别研究的哲学基础是承认差别的存在和矛盾的普遍性。中国学者将区域国别研究视作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扩展反思自身文化和社会理解的机会。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还重视对文化不同维度或层面的研究,如语言维度。张蔚磊强调要慎重使用中介语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因为中介语具有局限性。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温故知新”,将已有理论与对某个具体地区的研究结合起来,并进行更新和补充。
还提到,区域国别学本身就是跨国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通过文化阐释,将某一区域国别的文化进行重新编码、转译、解释,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体系所能理解的形态,了解和理解其他区域国别的独特性,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
德国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文化概念共同点包括:广义文化概念的采用、跨学科理论借鉴、受“文化转向”和“跨文化理解”影响、重视文化阐释和翻译、强调文化群体独特价值和发展路径。不同点在于:德国注重文化传输和转移过程,中国重视文明形态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德国强调文化权力关系解构,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框架,融入“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观。启发包括:文化标记方法、历史变迁中的文化概念、文化主题与全球议题之分、严肃田野调查与朋友般入心交流的重要性。
德国区域研究经历“文化转向”,强调文化多维度和动态性,采用文化标记方法和“工具包”视角;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关注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强调文化传承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注重华侨华人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全球传播。两国研究虽出发点不同,但都强调文化流动性、差异性与全球化关系,德国侧重文化互动过程和跨文化交流,中国聚焦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传承,为全球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互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 以上内容由AI自动生成,内容仅供参考。对于因使用本网站以上内容产生的相关后果,本网站不承担任何商业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