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叙事》杂志2023年春季刊的主题特刊，强调了“作者指示”在阅读中的重要性。自20世纪西方学界关注点从作者转向文本和读者，再到社会历史语境以来，对作者指示的重视已逐渐消失。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片面强调有所缓解，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减弱，学者们开始反思忽视作者创作目的和立场，以及将小说仅视为社会政治文献而忽略其艺术价值的问题。《叙事》的主题特刊应运而生，探讨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指示的定义，以及如何按照作者的指示阅读。同时指出，作者的指示并非总是合理，读者有时需要突破其限制或进行抵制。

作者、作品（文本）与读者

探讨了作者、作品（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引用作家史密斯的比喻，将作品比作作者的房屋，读者则是租房客，但史密斯也指出许多读者仅是匆匆过客。章节进一步讨论了德里达和巴特等理论家对作者角色的解构，特别是巴特在《作者之死》中的观点，即作者在写作中的声音和起源点被毁灭，导致作者身份的消失，从而使读者可以自由地解释作品。史密斯在成为作者后，开始认同纳博科夫关于作者指引的观点，体会到小说创作是作者个人意识的表达。章节还批判了巴特和德里达的理论，指出它们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误解和滥用，导致对作品的曲解。特邀主编格尔什科维奇试图通过实践调和作者指引与读者能动性之间的冲突，但作者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最终，作者强调，尊重作者并充分发挥读者能动性，以解读作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赋予文本的意义，是理想的阅读方式。作品本身的意义不会随语境和读者变化，重要的是区分研究对象，是探究作者意图表达的意义，还是分析读者的阐释变化。

如何理解“作者指示”？

科基诺娃在其论文《指导元小说读者：纳博科夫与贡布罗维奇》中探讨了虚构元小说作者对读者提出的“作者指示”，这些指示旨在指导读者如何理解作品。她将这类元小说定义为“指导性元小说”，并认为其功能依赖于隐含读者与作者指示的交互作用。科基诺娃指出“作者指示”的特点包括要求读者执行、指出图形与背景、引导游移视角、培养特定文本语境等，并区分了指示的变量，如出现位置、发话者与受话者、模式等。她对比了纳博科夫与贡布罗维奇作品中的不同特征，但对“作者指示”的理解存在偏颇，将虚构元小说作者与实际作者混为一谈。

扎迪·史密斯在《叙事》主题特刊导论中强调了作者指引的重要性，认为读者应遵守作者设立的“住房规则”和“特定合同条款”。史密斯的阅读体验表明，作者通过控制读者反应来引导阅读，使读者融入作者的存在，复制创作行为。她认为，作者的意图和个人意识通过所有文本选择体现，而非仅通过指导性评论。

布斯和伊瑟尔也强调了从整个作品中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创作目的和立场的重要性。伊瑟尔将阅读视为以文本为指导的活动，认为读者活动必须受文本控制。

《叙事》特刊的主编和撰稿者将“作者指示”狭隘理解为作者干预，关注元小说作者的指示，忽略了作者通过所有文本选择体现的指引。这种理解导致对不入流叙述者的看法偏颇，以及对作者序言和后记的过分关注，压抑了读者的能动性。

为了把握作者的创作目的和立场，读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全面阅读作品，推导出作者的隐性指示。揭示作品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需要突破作者明示的束缚。

“整体细读”与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文本阐释方法的探索经历了从作者、作品/文本到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转变。为更全面地阐释作品，提出了“整体细读”方法，结合宏观与微观阅读，关注文本成分交互作用、作品与创作语境互动及作品间的互文比较。新批评虽批判“意图谬误”，但通过细读揭示作者创作手法和意图。“整体细读”纠正了新批评对传记式批评的矫枉过正和对文字技巧的过分强调。21世纪“新形式主义”重申文本细读的重要性，但需拓展到结构选择层面，关注文字与结构技巧的交互作用。同时，应关注作品间的互文考察，以更好把握作者创作目的和立场。采用“整体细读”时，需关注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的对照、冲突，避免硬套理论框架造成误解，打破固定作者形象和批评界定论的束缚，以准确推导“作者指示”。

为何有时不能遵从作者的指示？

讨论了在文学阐释中有时不能遵从作者指示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作者的明确指示与作品实际不符，如卡夫卡对《判决》的评论误导了对其作品的理解，而通过“整体细读”可以发现作品背后的隐性进程。第二种情况是作者隐蔽的指示与社会正义相悖，如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表面反奴隶制，实则美化奴隶制，需要抵制这种种族歧视的指示。此外，章节还强调了通过“整体细读”来推导作者希望读者如何阅读作品的重要性，并指出未来需要不断完善和探索新的阐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