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得知老友詹姆逊去世的消息后，表达了对这位国际著名学者的哀悼和怀念。詹姆逊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讲席教授，获得多项学术奖项，著作广泛涉及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和文化理论，对北美学界影响深远。他曾六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有广泛交流，其著作在中国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詹姆逊的逝世是国际学术界的巨大损失，许多著名学者都在撰写纪念文章。中国文化界也对詹姆逊的去世反应强烈，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追思纪念会。作者计划概述詹姆逊的学术成就。

《政治无意识》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永远要历史化”的主张，探讨了美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并提出了元批评方法论。他将文化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从解释学角度探讨解释策略对个体文本理解的影响。詹姆逊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所有其他解释策略。他提出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挑战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知道历史的观点。詹姆逊试图融合现代和后现代批评理论，以激进的分析包容所有其他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克服其他解释方式的局限，保留其积极发现。他的批评实践类似于精神治疗工作，关注文本的征象，探寻被压制和埋没的基本历史现实。詹姆逊的分析方法旨在研究文本征象的原因，揭示文本赖以生成的意识形态基质。他借鉴了德里达和拉康的理论，但同时避免弗洛伊德的主叙事归纳和后结构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包容性的和综合性的，融合各种理论资源，获得更大的语义丰富性。批评家应考察文本指涉的政治历史、社会历史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这些方式互相交迭融合，达至更高层次的普适性和更深层次的历史因果关系。

历史主义和辩证法

詹姆逊的理论和学术贡献在文学批评领域主要体现在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方面。他作为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卢卡奇的怀旧历史主义和高雅人道主义，关注后结构主义解构后如何严肃对待历史、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非人化问题。詹姆逊强调对“总体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探讨，避免唯心主义设想和神秘化后果。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虽缺少后来作品中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反映了他反对当时守旧思潮、力图成为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努力。詹姆逊的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20世纪60年代，詹姆逊受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影响，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他在《语言的牢笼》里对结构主义进行阐述和批判后，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著作。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和《地缘政治美学》，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和《文化转向》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布莱希特与方法》和《单一的现代性》；同时从乌托邦的角度探索文化的干预功能，出版了论述科幻小说的《未来考古学》；通过重读经典，出版了《辩证法的效价》、《黑格尔的变奏》和《重读〈资本论〉》，以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詹姆逊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随便他的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在风格、政治和关注的问题方面，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性。他的著作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经转到了纬：从对文本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兴趣，转到了只是适当地可读（或可写）的叙事的多重交织状况；从解释的问题转到了编史问题；从谈论句子的努力转到（同样不可能的）谈论生产方式的努力”。换句话说，詹姆逊把聚焦从强调文本的多维度，如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形式、神话—象征的层面（这些需要复杂的、多种方式的阅读实践），转向强调如何把文本纳入历史序列，以及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促成文本的生成。但这种重点的转变同样也表明詹姆逊著作的连续性，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他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从而使他的批评实践进入历史的竞技场，把批评话语从学院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房里解放出来，转移到以历史为标志的那些领域的变化。

詹姆逊的作品具有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是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不同的文本构成他的整体理论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许多不同的观点都被他挪用到自己的理论当中，通过消化融合，形成他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詹姆逊著作的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他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了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洛赫的影响下，詹姆逊发展了一种阐释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

詹姆逊早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及其大部分文章，旨在发展一种反主流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反对当时仍然居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和保守的新批评模式，以及英美学术界的既定机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和阐释。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和萨特等，并从对他们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偏爱卢卡奇的文学理论，但坚持自己独特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一直保持下来。卢卡奇论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的著作，在詹姆逊观察文学和对文学定位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一直不赞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他挪用了卢卡奇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范畴，例如

未完成的事业

讨论了文学批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批评家的价值在这一关系中的重要性。詹姆逊的批评著作被视为当代的典范，他的著作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其原创性和统观整个领域的气势，还因为其大胆创新。詹姆逊的作品涉及多种语言和多国民族历史，展现出丰富的文化知识，从城市规划、建筑、电影、文学到当代视觉艺术等多个领域。他将不同思想汇聚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既受到赞赏也受到批评，但无疑使他的作品充满活力。詹姆逊的著作史体现了对一系列时代精神的论述，而对他的著作的接受史则体现了对这些论述的反应。对他的著作的接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根据他对批评景观的测绘图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另一类继续使用现存的测绘图或提出自己的测绘图。詹姆逊的每一本新著作都介入一个新的领域，面对一些新的读者，他不愿意重复过去，总是希望提出新的问题和论点。詹姆逊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方面，他的著作中融合了萨特、阿多诺、本雅明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但很难说其中某个人对他有直接影响。他的“元评论”概念表明了他的方法，即把理论构想为一种符码，具有它自己话语生产的规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为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使他们可以探索和阐述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基础。他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詹姆逊对科幻小说和乌托邦的偏好在他的《未来考古学》中得到体现。他对现代主义文本仍然充满兴趣，尤其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关的文本。詹姆逊从文化理论方面阐述新出现的世界历史现象——全球化，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是“对市场的性欲化”。他担心的是，那种认为存在或可能存在某种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看法已经萎缩或正在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