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刘晓峰提出的“无本译写”理论为学科注入新活力。无本译写作为隐性翻译行为，长期被边缘化，但在中国翻译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现象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传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无本译写作为一种特殊的跨语言、跨文化写作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无本译写对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旨在从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探讨无本译写的发展轨迹及其意义，为翻译理论创新和实践改进提供新思路。

2 无本译写的概念界定与嬗变

深入探讨了翻译概念的演变和多元化理解。传统上，翻译被视为单一原语文本到目标语文本的转换活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改写派”的观点，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包括忠实和非忠实转换。这种观点将翻译活动扩展为“译”和“改写”的双重过程，丰富了翻译研究。然而，无论是“传统派”还是“改写派”，都基于单一原文本。章节进一步介绍了“无本译写”这一新现象，其特点是目标语文本基于多个原语文本，且转换部分而非全面，主要通过“写”完成。“无本译写”的特征包括缺乏单一原文底本、“译”与“写”的独特关系、语言与对象的非本土关联等。“无本译写”的执行者是“译写者”，其活动包括基于多个底本的语际转换和基于自身认知的写作。在“无本译写”中，“写”是主要目的，“译”是手段。这一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对翻译目标、原则、方法、功能及局限性的新思考。

3 无本译写的历史回眸

无本译写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中国翻译实践的早期阶段，其发展轨迹分为史实梳理和理论演进两部分。史实梳理中，通过历史文本考察发现无本译写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形式呈现，如法显、玄奘、义净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基于多个底本的译写内容。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和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著作也体现了无本译写的特点。20世纪以来，介绍西方思想、教育、科技的书籍多包含对西方观点的翻译和评述，可视为无本译写的另一种形式。同时，许多非汉语著作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被称为“与中国有关的异语写作文本”或“汉学著作”，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这些文本被翻译成汉语，提供了丰富的无本译写案例。

无本译写理论演进从基于翻译底本的探讨和翻译实践中“译”和“写”两种活动的样态、方法、功能的探讨两方面进行。早期佛经翻译理论中包含了对无本译写的萌芽性阐释，如“格义”法的运用和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宋代赞宁的观点和蔡元培的“意识而为语言”的“一译”观点为无本译写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21世纪初，黄忠廉的变译理论进一步拓展了无本译写的理论内涵，强调变译是“一种对原作进行大量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的变通式翻译”。王宏印提出的“无本回译”概念和刘晓峰对“无本译写”与“无本回译”的比较研究，为无本译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无本译写理论的演进反映了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为理解和应对当前复杂的跨文化交流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4 无本译写的当下意义

无本译写在全球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推动了中国本土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创新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如王宏印提出的“无本回译”概念和刘晓峰对“无本译写”底本范围的拓展。其次，无本译写顺应了中国本土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时代需求，通过分析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的作品，深入了解其目标、原则、方法和功能，为中国本土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创新提供素材。例如，学术著作中对中国专有名词的创新性翻译，展示了无本译写在处理文化专有名词时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最后，无本译写在构建中外翻译实践与理论交流新桥梁方面发挥作用，通过深入研究无本译写类作品，理解西方思维逻辑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借鉴和运用这种逻辑，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例如，通过分析西方学术著作中的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可以看到无本译写不仅涉及语言层面的转换，更关乎思维方式和文化逻辑的转换，为跨文化沟通提供有效策略。

5 结语

无本译写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关注基于多个原语文本的碎片式跨语际转换，为翻译研究开辟新领域。这一概念在中国翻译史上有悠久的历史，从佛经翻译到科技译介，再到文化输入，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无本译写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本译写研究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有助于全面把握西方已有的中国话语体系，深入理解译写动机、策略及传播接受情况，为构建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支撑。无本译写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是一种实践导向的理论探索，通过分析逻辑转换、文化适应和创新表达，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效策略和方法，有助于在保持中国文化本质的同时，更好地适应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