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77.5%,手机网民10.91亿,99.9%使用手机上网。数字转型使人们深度进入数字语言生活,与非数字语言生活不同,数字语言生活物质形态、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发生变化,网民群体具有动态性。网络语言暴力事件频发,给语言规范和传统道德伦理带来挑战,网民面临习得数字语言能力的挑战。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关注语言治理多年,探讨网络语言暴力治理、网络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关系等。数字转型时代语言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呼唤语言治理转型,数字语言生活治理成为重要议题。数字语言生活治理与网络治理、社会治理密切关联,参与者成分复杂,语言行为类型和语境陡增,动态性极强。其目标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促进社会发展。学界关于治理、网络治理的认识和解读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语言生活治理目前还无专文探讨。本文在探讨“治理”“网络治理”“数字治理”等概念的基础上,论述数字语言生活治理体系及其核心要素。
治理概念源自其他学科,其核心在于多元参与和互动机制,强调公开、透明、平等、公正,并以服务为本质。治理是一个设计好的体系和过程,旨在确保问责、透明、响应、法治、稳定、公正、包容、赋权和广泛参与。治理与传统统治或政府管理不同,涉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协议、做法和机构。治理理论多样,探讨治理的参与者、范围、互动交流、协同决策、协调行动等方面,以取得集体成果。
治理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井喷式发展,成为全球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不同理论探讨治理的不同方面,如参与者、治理范围、各级单位和机构的互动交流、协同决策、协调行动等。治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行业领域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
治理的界定存在争议,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公共与私人管理公共事务诸多方式之总和。治理是一个协调冲突和不同利益并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性过程,包括有权强制他人服从的正式机构和制度,还包括人们和机构达成一致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做法。治理的主体多元、互动协商、公私兼顾、正式与非正式兼备、共同目标、治理方式、实践过程等要素被突出。
治理在我国的创新发展体现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特色包括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基于“路径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道路、“以点带面”的治理改革策略、典型、样板引领的治理改革路径、重视协商民主、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法治与德治同时起着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做到官民共治。
数字语言生活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具有中国特色。我国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以及国家治理模式为探讨数字语言生活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数字语言生活治理涉及的领域广、话题多、舆情急,没有任何一个治理主体具备足够的知识、资源和能力单独进行治理。为了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各利益方必须进行必要的互动协商,集思广益,汇聚资源和人才,明确治理对象和目标,教育并动员网民共同参与治理实践。我国数字语言生活治理具备以下基本特点:党和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保障各方权益;权力下放,集体协商;教育优先,治理跟上;互动过程具有动态性;采取方式多样的行动,追求集体成果。调动民众的参与意识对于实施数字语言生活治理尤为关键。
探讨了数字语言生活与网络治理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强调了网络治理在处理语言问题上的重要性。网络治理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它们共同制定规范以维护网络的健康和安全。网络治理的独特性在于互联网的复杂系统、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对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平衡言论自由与公共秩序、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网络治理的内涵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应将互联网纳入现有法律体系,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适应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网络治理与现实社会的治理相互交织,数字语言生活治理也需要参考现实社会的语言生活治理。
网络治理的参与方关注点存在差异,不同利益方看待网络治理的视角不同,如技术基础设施、标准和应用开发、交流促进、言论自由、隐私、司法管辖等。全球网络治理受制于不同国家的法律、管辖权、社会道德伦理与文化等因素,需要国家之间的协作。不同国家在网络治理方面打造各自的国家品牌,争夺话语权,表现出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的竞争视角。理想的网络治理应当是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的平衡,内外有别,互采所长。
数字治理可以提升网络治理,网络为数字治理提供了运行环境,数字技术为网络治理赋能。数字治理关注使用数据从事决策的方式、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以及组织机构在技术飞速发展时代如何繁荣发展的战略问题。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赋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涉及伦理、社会契约、社会责任、持续性等诸多概念。数字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增强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和数字语言生活治理能力,使治理过程数字化、远程化,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深入探讨了数字语言生活治理的概念、原则、主体、对象和过程。数字语言生活治理是语言治理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涉及语言使用主体、行为和产物,遵循包括责任共担、依法治理、伦理道德辅助等原则。治理主体多元化,包括执政党、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社群团体、企业、媒体和个体公民,其中执政党和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治理对象涵盖语言本体、使用者和行为,具体包括语言形态、信息内容、应用开发商、平台等。治理过程分为自治理和他治理,以及境内治理和跨境治理,涉及简单和复杂治理类型。数字技术在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软件实现精准识别和自动治理,降低治理成本。
讨论了数字转型时代下数字语言生活的普及及其对语言形态、行为和思想内容的影响。强调了网络舆情的频繁发生和虚拟聚会对传统社会交往的替代作用。提出了学界在引导民众参与数字语言生活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责任。文章基于治理理论,详细阐述了我国数字语言生活治理体系,包括治理原则、主体、对象、类型和过程。指出了实现善治目标的两大助力手段:制定数字语言生活规范标准和提升民众的数字语言能力,以增强数字素养和语言治理意识,遏制语言失范,消除不良语言信息和传播行为,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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