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讨论了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与传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世纪初，中国语言学从“解经话语”转变为“学科话语”，开启了现代学术探索。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和学术的涌入使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但也导致学术创造性和原创性萎缩。中国仍处于文科学术理论研究的“边缘”地区，是西方学术理论研究和知识产品的“消费者”。要重新阐释中国的语言学，需要摆脱现代—传统，普遍—特殊二元对立的思考形态和叙事模式，以问题为导向探寻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内容特征与发展规律，寻求与世界语言学对话的空间。推动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结合数智时代的新理念和新方法，重新思考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议题。

2 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

探讨了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强调其动态性和发展性。唯物辩证法视角下，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内部新旧话语的更替遵循知识生产演变的规律，通过内生需求或外部干预触发体系更新。学者通过表达观点、评价前人研究、科学论证等途径，在特定领域形成话语标签，累积学术影响。不同个体话语经验叠加，构成相互关联的网络，强势话语吞并弱势话语，形成规范性共识。中国语言学话语的主体选择体现在学术问题的发现、提出、研究和评价等方面，影响学科的基本样貌和发展走向。20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逐渐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反思对西方语言学的惯性接受与模仿，明确言说立场与视角。学术研究是关联性极强的话语实践，通过学术发表、论坛、教育等渠道传递知识、表达观念、实施影响，形成互文关联。纵向上体现为“接续传统”，新旧材料相互补充；横向上体现为“融合新知”，通过跨学科合作、跨语域互动、跨国别研究深化对话及话语转化。学术话语互动具有“相融性”和“相斥性”特征，如文字性质界定的争议。中国语言学话语的变异更替体现在理论、思想、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微调”，新事物涌现是话语变异的起点。中国语言学在借鉴西方语言学知识和材料的过程中推陈出新，以“变”促成创新发展，以“不变”传承传统理论方法与经验贡献。新话语在微调过程中产生变异和错位，如汉字“表意”性概念的偏差。话语体系是新旧话语更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性表达。对中国语言学话语变异性的考察，有助于理解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

3 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议题

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核心在于原创性概念的提炼和本土语境下的意义重构，旨在探寻其对世界语言学话语体系的潜在贡献。话语要素的科学提取涉及理性话语的识别和经验话语的提炼，其中理性话语可被计算机快速识别和分析，而经验话语则需综合个体经验与知识储备。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数字化和编码化，文本挖掘和本体构建成为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大数据方法。中国语言学理性话语的“正本清源”要求对核心概念进行计算机识别，需要明确范围和术语定义，以保证学术话语体系的规范与准确阐释。中国语言学经验话语的哲学反思强调不同哲学观、文化观、历史观对问题视角和解决方法的影响，中国语言学研究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形成了具有本土意识的问题导向与现实关怀。中国语言学特色话语的语境化阐释旨在跳出西方经验总结的概念模式和研究范式，从本土经验和知识出发，提出有关语言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和研究方案，将“本土元话语”与世界语言学话语自然接合，平等对话，设置议程，形塑新的语言观与研究旨趣。

4 结语

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需平衡一般与特殊关系以促进创新。应避免自我东方化和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西方概念局限。前期探索集中于存量话语提炼，未来需关注增量话语生产，整合存量与增量话语，完善生成—寻找—转化—利用—再生成全过程。数智技术推动大科学时代，新一代学者跨越学科界限，以问题为中心。需寻求全球语言学非西方因素，利用数据科学和现代理性叙事增强中国语言学研究科学性，提出解决语言问题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