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地铁空间是高度规范的公共交通空间，对时间精度、运营效率和客流负载有严格要求。地铁站名作为地铁空间的语言实践，具有指称和摹状功能，指称功能强调站名与地铁空间的直接匹配，摹状功能侧重语义描述。北京地铁站名在语言文字表达和模态选择上具有高度规范性，严格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外语标识管理规定，使用规范汉字、中英语码并置，语法结构简洁，表义明确，保证了站名指称的唯一性和确定性。在模态选择方面，采用标准字体和颜色组合，指称背后的地铁空间，引导乘车活动。地铁空间的客流量大、效率高、国际通用等特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地铁站名的表达方式容易形成辐射效应，稳定下来形成乘客的接收经验。与商业街、居住区相比，地铁空间提供了规范性条件，而商业店铺名和居民个人创造性应用语言文字的情况则存在变异。地铁专名去除了主体视角和立场，侧重信息功能，立场中立，指称对象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地铁空间专名蕴含规范，注重指称；商业空间专名蕴含变异，侧重摹状。地铁空间的语言实践构成了语言政策转化机制的条件，地铁站名的维持和变更具有显著的语言政策意义。

2 地铁站名的构成和能力

北京地铁站名由业名“地铁”、地名和通名“站”构成，体现了地铁站的共同属性和地理方位。地名携带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成为站名的核心区别成分。地铁站名具有标识和索引两种基本能力，分别对应指称和摹状功能。标识空间类型，实现指称的唯一性，方便乘客辨别和区分；索引毗邻的社会现实空间，具有层次化特征。地铁站名的工具意义是第一位的，确保指称空间的唯一性和确定性。地名或机构名引入地铁站名，既实现统一标准下的区分，又形成地铁站和毗邻空间的关联，传达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乘客对地铁站名索引过程的认知表现出顺序性，一般先认知共时工具功能，再认知历时历史文化意义。

3 地铁站名的变更

自2020年底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站名英文译法》后，北京地铁站名的翻译方式经历了多次变更，主要表现为将英文翻译改为拼音音译，同时拼音书写方式也发生变化。这一变更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结合专家意见制定的。变更过程中，地铁站名从“汉字+拼音+英文”的组合转变为“汉字+拼音”的纯中文组合，降低了英语地位，提升了汉语地位，属于语言地位规划。语言状态管理通过改变语码取向、语法结构等对语言事实进行调整，而语义管理则涉及对语义的管理。拼音化变更降低了地铁站名的语义透明度和开放度，影响了非汉语母语者对站名的解码。地铁站名的索引功能涉及实体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拼音化变更削弱了地铁站名的摹状功能和索引能力。地铁站名的翻译方式曾遵循《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通则》，但拼音化变更后，拼音化和英文翻译并存，体现了政策规范性向服务性的让步。拼音化不仅涉及英文翻译问题，还牵涉地名翻译的语言主权问题。地铁站名的拼音化变更改变了人们对地铁站名形成的观念，影响了地铁站名的“语言惯习”和“语言意识形态”。

4 语言态度

本章节探讨了北京地铁站名拼音化问题对非汉语母语乘客的影响。通过滚雪球抽样方式，研究调查了201位非汉语母语者的态度，发现乘客对地铁站名的翻译方式具有较高的关注度。75.6%的受访者在乘坐地铁时会关注站名的拉丁字母部分，显示站名翻译方式的改变会引起公众注意，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对于拼音化的态度，41.8%的受访者支持拼音化，认为改成拼音更方便使用；39.3%的受访者反对拼音化，认为英文更便于理解；18.9%的受访者保持中立，认为二者各有利弊。50.2%的受访者表示改成拼音会影响辨别和使用；48.3%认为改成拼音不会影响；1.5%保持中立。受访者反对拼音化的理由包括：英文翻译有助于理解站名、拼音化会影响外国游客的理解和使用、拼音化会降低读解站名的效率、地铁站名的拼音书写方式不符合正字法规范。受访者赞成拼音化的理由包括：拼音有助于电子化检索、拼音弥补了不会说汉语的漏洞、拼音和汉字对照在一起有助于汉语学习。部分乘客强调政策的统一性，认为无论地铁站名翻译成拼音还是英文，统一是最重要的。研究指出，地铁站名的拼音化反映了站名语义表达功能的流失，拼音重在发音转写，无法索引到语义。拼音化会使其无法理解地铁站名传达的意义，难以做出地理定位，即使借助电子化手段也无法帮助其理解站名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含义。尽管乘客对于拼音化现象存在不同的态度，但这些态度都和不同乘客利用地铁站名的经验相关，很难直接关联到站名的政策本身。在地铁这一高度规范的交通空间中，语言政策的“选择性”尤为典型，难以兼顾各方利益。

5 语言政策原则

本章节探讨了北京地铁站名语言政策的三个核心原则：稳定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能动者之间的协调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原则强调语言政策在保持标准程序稳定的同时，应适时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如地铁站名的调整。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讨论了地铁站名在满足规范性条件的同时，需考虑不同乘客的特殊意义和经验，以及语言政策在不同社会场域的差异化落实。能动者之间的协调性原则指出，语言政策的实施需要自下而上的行动者配合，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接收者多元立场，平衡语言政策与服务关系，将接收者认可作为行使语言规范的基本原则。总体而言，公共空间中的语言规划应尊重语言现实，考虑公众可接受性和社会场域语言属性，明确政策边界，科学规范干预力度。

6 余论

强调了语言政策在规范性方面的重要性，指出乘客通过阅读站名理解地铁空间的标准化意义，这种意义与地铁空间的利用、乘车目的和效率紧密相关。地铁作为高度规范化的公共空间，为语言政策提供了介入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实践转化的挑战。语言政策需考虑语言在社会场域中的角色，地铁规则通过语言规则外化，体现为乘客的行为约束。地铁站名是特定社会场域的语言事实，连接语言和社会界面，具有社会语言学意义。语言政策在地铁空间的实践转化，更多是确立语言准则而非调整言语行为，其价值具有社会性。站名作为通向观念系统的线索，具有符号性，指称范围包括整个地铁站。利用地铁是一种社会事实，阅读站名、理解站名成分的社会文化意义是一种语言行动。语言政策介入地铁空间，影响城市日常生活，从地铁站名外溢到城市其他功能空间，体现规范性和创新性的双重要求。政策性在于平衡规范性和创新性，将政策条文转换为实践的机制性要求，既是语言政策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