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TikTok作为字节跳动公司的国际短视频软件，自2017年出海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月活用户数超过15.82亿。然而，自2020年起，美国政府试图封禁TikTok，2024年拜登签署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美国业务。已有研究从法律、政治、国际关系和经济管理等角度探讨了TikTok封禁事件的原因和影响。本文将从中美媒体话语行为的角度，运用论式分析法，对比《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分析中美媒体在TikTok封禁事件中的论式方案和论辩策略，揭示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社会文化动因，以深化对国际贸易纠纷的认识，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说理能力。

2 论式分析法

论式分析法源自亚里士多德，由玛斯基于福柯研究开创，将论式视为共享的集体知识。里西格尔和沃达克将其定义为论辩中的必要前提，用于连接论点和结论。该方法被纳入话语历史分析法框架，用于分析媒体话语中的论辩策略。媒体话语能塑造公众舆论，影响政治决策等。论式分析法适用于分析中美媒体话语中的论式方案和论辩策略。

3 语料和分析框架

介绍了研究的语料来源和分析框架。研究聚焦于TikTok封禁法案，通过Factiva新闻数据库检索《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构成研究语料。研究问题涉及中美媒体话语使用的论式方案、态度立场和论辩策略的差异，以及论式方案背后的交际意图和社会历史文化动因。为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基于汉普的论式分析法，构建了“识别—描述—阐释”的分析框架。通过NVivo 14软件对语料进行三级编码，统计分析中美媒体话语中的论式类别和态度立场，对比分析论辩策略异同，并阐释背后的交际意图和社会历史文化动因。

4 数据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中美两国媒体关于“是否应该封禁TikTok”的话语进行编码分析，揭示了双方媒体使用的12种论式，其中威胁论式、权威论式、法律论式、有益论式和现实论式使用频率最高。中美媒体均倾向于反对封禁TikTok，中方媒体主要通过威胁论式、法律论式和现实论式表达反对，而美方则通过威胁论式、有益论式和法律论式表达反对。中方媒体的权威论式和法律论式多作为背景铺垫，文化论式和历史论式则作为原因阐释。威胁论式因其在双方话语中的高频使用和与整体态度倾向的对应，成为分析的重点。

中方媒体的威胁论式依据主要包括“影响美国经济”、“涉事企业反对”、“美国人民反对”、“国会潜在困难”、“破坏中美关系”和“中方表示反制”。美方媒体关注到了其中的四个方面，并额外提出了“产生连锁反应”和“损害国际声誉”两个论据。中方媒体通过引用有影响力人物的态度观点来表征封禁TikTok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而美方媒体则通过具体案例具象化地展现TikTok对普通美国民众的重要性。

美方媒体使用威胁论式表达支持封禁TikTok的论据主要在六个方面，包括“中国企业所有”、“国家安全担忧”、“信息传播问题”、“儿童健康风险”、“搜集个人数据”和“高管取消资助”。美方媒体话语主要依据“中国企业所有”和“国家安全担忧”来建构TikTok的威胁性，强调其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双方媒体话语也都通过现实论式进行了反驳，指出安全威胁指责是无依据的，并看到了TikTok在安全方面做出的实际努力。

还指出，美方媒体话语通过文化论式所指出的“中国焦虑症”，即几乎任何带有中国字眼的事物都会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引发恐惧认知，隐晦的反华仇外心理使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在无法正确衡量和理解威胁之中倾向奉行以镇压和排斥为基础的国家政策。

5 讨论与结语

讨论了中美媒体在TikTok封禁议题上的话语策略，发现双方都采取了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论辩策略，美方媒体在政治倾向与经济利益间存在纠结，安全化程度更高。建议中国媒体借鉴美方的视角精细化和后果扩大化策略，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同时指出研究在语料搜集和论式编码上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