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探讨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在解决跨文化交际教育中认知权力不对称问题上的潜力。文章指出巴赫金后期作品对对话理论的重视，以及其概念的不可译性。通过图表展示巴赫金概念与译文间的关系，强调了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定位的复杂性。文章批判了跨文化交际中二元对立思维和对文化概念化的偏见，认为这些做法加剧了文化差异，将差异视为问题。文章提出跨文化交际教育应打破关于真理的概念僵局，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理性持有和解释知识和真理。

2 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真理”与“后真理”：语言与哲学的迂回

跨文化交际教育起源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其研究提供了分析不同“国家”文化的通用模型。霍尔的研究将认知主体假定为“全知”，通过观察者的凝视将规范合理化。拜拉姆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将“自我即认知主体”作为成功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但这一假定受到批判性跨文化交际教育学者的质疑，认为其忽视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后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波及跨文化交际教育，但存在思维惰性和局限性。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去殖民化认知尚不充分，其固有的“西方中心”和“盎格鲁中心”的逻辑和实践让认知暴力不断重演。后结构主义转向带来了风险，批判转换性话语可能包含本质主义或种族主义话语。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批判性和话题转向导致了“万事皆可”的超相对性知识建构。扎莫拉斯认为，应使用肯定表达而非否定表达，以应对后真理话语和权力关系的认知僵局。真理和后真理之间的区别未能指出“事实的相对化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思维的一个特征”。俄语和俄国哲学提供了重新思考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真理和后真理问题的新视角。俄语单词“istina”具有双重功能，即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和别尔戴耶夫从动态和反理性主义的本体论的角度看待“istina”，认为真理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现实的意义，是人与人之间动态交往的集合产生的。巴赫金提出了一种替代观点来对真理的构建及其作用进行概念化，通过“istina”与“pravda”的对话关系重构跨文化交际教育。

3 作为认识行为的真理：从认识主体到行为主体

深入探讨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对“行为”和“真理”概念的阐释。巴赫金的作品虽然英译存在偏差，但其理论在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俄语中“postupok”与英语“act”并不完全对应，它包含自反性过程和伦理实践的内涵。“自由（svoboda）”在俄语中与个体所属关系紧密相关，揭示了个体在亲密对抗中的选择。巴赫金将“istina”和“pravda”视为对话关系，强调主体作为行为主体而非仅是认知主体。他认为存在即事件，真理是主体间活动，非外在抽象或单独行为。巴赫金主张摆脱理性主义，强调行为内真理的重要性。俄英翻译的不可译性意味着保留俄语单词的使用。将巴赫金理论视为对话主义和批判性探究的指南。

4 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对话教学法

探讨了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在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应用，强调了从规范性到非规范性视角的转变。巴赫金认为主体由“自我–他者”关系构建，身份对应多种声音的互动。他提出“istina（真理）”和“pravda（实相真理）”之间的对话关系，挑战规范性假设，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构成“postupok（伦理行为）”。“外位性危机”意味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实践及相互关系永远无法恒定。基于巴赫金概念，作者建立了一个重构跨文化交际教育的模型，强调真理由自我与他者共同构建，伦理行为决定共担伦理责任。跨文化交际教育应认识到自我和他者在分歧和争论中存在多重不同声音，二者在共生共建的存在事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构建非规范性知识和真理。

5 结论

基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非规范性真理观，探讨了跨文化交际教育中认知权力不对称问题，并提出对话途径以打破真理与后真理的二元对立。文章质疑了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方法，认为它们分别陷入规范性认知本质主义和超相对主义的困境。通过对话主义，本文回应了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真理的规范性概念化和非本质主义视角中的超相对主义思维惰性。文章强调，跨文化交际中应避免强化文化差异和偏见，而应将真理视为包含客观和主观知识的综合体。辛德勒和巴赫金的真理观都强调了规范客观性和后真理超相对性之间的中间地带，真理应通过对话的非规范性方法不断问题化。文章围绕知识构建、认知不公正和认知权力不对称的争论，对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真理和知识进行概念探索，作为去殖民化研究的一部分。作者指出，跨文化交际教育仍以英语圈和西方为中心，引发谁的观点被表达和压制的问题。巴赫金的真理观关注思想的行为动态，真理保留了认识论功能，同时启动行为的反身功能。学者、教师和从业者应不断自问“何为……”，批判性地追问“如何理解或不理解……”以及“原因何在”，开启多重主体间性相互作用。文章提出“存在中无不在场证明”的概念性模型，强调自我和他者在伦理行为中永远不可能无声存在。在纠正认知权力不对称的过程中，通过对话关系实现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多重声音和视角。文章建议，通过深挖概念的社会生命，分析不同语言中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寻找处理和纠正概念、理论和实践背后的权力的其他方法，丰富跨文化交际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从事跨文化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教师，可借助对话路径，破除以英语语言文化以及西方的知识形式为真理的藩篱，借助中文、中国哲学及相关理论处理并纠正认知权力不对称，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和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