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重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需要重新审视对外话语体系。国际环境变化要求中国具备适应的对外话语应变能力。中国使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表达自己、建构国际关系、形塑身份成为重要使命。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话语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工具。福柯认为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关系密切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分析学派从社会实践角度界定话语,认为社会实践包括劳动形式、身份确认和对现实世界的呈现三个部分,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与社会实践构成辩证实现关系。
深入探讨了“中国对外话语”的概念界定,强调其与“话语”概念的紧密联系。话语起源于语言学,后扩展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涉及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批评话语学派。话语被视作社会实践,既反映也建构社会现实和身份。国外话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进展,而国内研究则关注话语的建构属性和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但多模仿国外理论,缺乏本土创新。话语研究与意识形态、修辞、语言哲学和社会科学紧密相关,批评话语分析是应用广泛的范式,关注话语、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中国对外话语被界定为中国在讲述自己故事时的话语模式、风格和结构,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具有政治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体现。
探讨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具有符号学特性,是中国特色思想理论体系的表征,回答了“我们是谁”和“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问题,即中国国家民族身份话语建构与表达方式。话语体系是固定能指和所指之间预设关系的代表,定义了对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形成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有关,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竞争。不同民族由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差异,会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解社会与世界的特定视野,对社会进行了调节。话语体系是建构现实、影响社会的力量。中国对外话语有两类主要类型:一是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其媒体发出的有关中国实践的话语及其体系;二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如智库专家、官员、译者、记者等讲述的有关中国或世界的各种“故事”。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渴望听到中国对国际热点与问题的见解,中国的智库、学者、商人也开始走到台前,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对外话语需要多样化与立体的内容,更加真实地展现中国的现实,以赢得外界对中国的信任和尊重。
提出了中国对外话语建构的话语互动模式路径,强调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利益,同时关注话语的多元性特征。具体内容包括:1)话语主体多元,包括政党、政府、媒体、学者、智库等非官方主体;2)话语内容多元,涵盖政治、外交、人文情怀等议题;3)话语渠道多元,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国际舞台传递中国声音;4)话语方式多元,涉及国家民族身份话语建构与表达;5)针对多元国际受众,进行精准沟通。此外,强调话语互动的重要性,包括中国对外话语与国际对等话语之间的互动,以及同一议题下不同国际话语之间的互动,共同促进话语发展和交流。
中国对外话语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经历五个方面的变化:主体关系、传播渠道、国际议题、国际舆论环境和国际受众。中国模式、经济发展、全面小康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面对变化,需构建适应中国身份的对话话语体系。
* 以上内容由AI自动生成,内容仅供参考。对于因使用本网站以上内容产生的相关后果,本网站不承担任何商业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