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晚期将“中性”概念从结构语言学中引入并扩展，构建话语伦理学以消除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他借鉴中国禅道哲学和西方怀疑论思维，但由于误读误用及“中性”概念的内在问题，其理论最终失败。尽管如此，他对话语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批判具有重要价值。巴尔特与中国有着特殊联系，尽管1974年访问中国时受限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生命晚期愈发浓厚，通过反思中国文化来批判西方文化。他的这一“跨语际实践”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有研究关注。

创建话语伦理学

晚期罗兰·巴尔特的话语理论建构聚焦于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为权力普遍存在于所有话语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力量、意识形态还是支配性力量。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提出语言是法西斯主义的，强调话语和权力的紧密联系。在《何谓支配一种话语？》中，他探讨了“支配”的双重含义，并通过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例子分析了支配性话语如何通过策略素使他人处于被动。《中性》中，巴尔特旨在建立一种话语伦理学，消除话语中的威胁和傲慢，实现平等交流，但发现语言本身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他讨论了语言结构中的聚合关系，指出这种二项对立中的价值不平等是语言中的意识形态。为了消除这种意识形态，巴尔特提出使用“中性”来瓦解聚合关系，即在对立项间引入第三项，实现非选择性的沉默。巴尔特的这一理论资源广泛，包括希腊晚期的怀疑论和中国的禅道哲学，两者都强调在对立命题面前保持沉默的价值。

挪用中国禅道哲学

罗兰·巴尔特在论文中承认自己对中国禅道哲学、佛教、道教、否定神学和怀疑论的了解有限，并不精通这些领域。尽管如此，他还是尝试将这些哲学思想融入自己的话语理论建构中，但往往因为缺乏深入理解而出现牵强附会的情况。巴尔特在《符号帝国》中已经展现了对中国禅道哲学的“强制阐释”，即将其哲学思想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解释。他反感西方对意义的过度崇拜，试图通过限制和消解意义来倒空符号的所指。在《中性》中，巴尔特讨论了回答这一话语形式，认为提问本身就隐含着权力，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出行、沉默、回避和偏离，其中偏离涉及到禅宗的答非所问。巴尔特将禅宗的答非所问视为一种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语言艺术，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因为禅宗的答非所问并非为了获得自由，而是为了不违背佛法大意。巴尔特对佛教的沉默和道家的语言观也进行了类似的误读，将其解释为怀疑论的彻底沉默，而实际上禅宗和道家的语言观都是介于言与不言之间。巴尔特对中国禅道哲学的兴趣虽然浓厚，但由于文化隔阂和先入为主的立场，导致了大量的误读误用。他的目的并非真正理解中国的禅道哲学，而是将其作为工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将中国作为一个绕道进入欧洲的媒介。

走向寂静主义

探讨了罗兰·巴尔特通过怀疑论方法构建的话语理论，指出其理论无法有效消解权力，因为权力不仅存在于语言结构中，还渗透在社会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人际关系中。巴尔特忽略了这些外在因素，导致其理论陷入困境。与福柯的观点相比，巴尔特的理论显得局限，福柯认为影响话语的因素包括内部、外部和主体因素，涉及评论原则、冲淡原则、学科原则等。巴尔特的怀疑论思维导致其理论走向寂静主义，即弃绝欲望和纷争、趋向寂静无为的人生态度。他将道家的“无为”误解为“豁免意志”，即熄灭内心的意念，无动于衷。这种误解与他的怀疑论目标相符合，但导致他的话语理论坍塌，变成厌世者的独语。巴尔特的寂静主义思想也反映在他的生活状态和学术史中，他试图用“中性写作”消除语言中的意识形态，但最终失败。尽管如此，他对话语中泛滥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仍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