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美学研究应关注“愉悦”这一关键维度，探讨了西方文论史中不同时期对“愉悦”的理解和见解，形成了一个理论链。文章分析了愉悦与负面情绪的混合、与文学形式和阅读的关系，并指出“美学”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感知”和“敏感”。审美过程涉及感知、感悟和判断，与理性、道德判断不同。“美感”和“愉悦”是美学中相辅相成的两个关键词，分别侧重视觉和心智。深入理解“愉悦”的复杂性，有助于丰富对“美感”的认识。

一 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的若干视角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愉悦视为文学的特征，认为艺术再现现实能产生愉悦，并通过悲剧的净化和情节的复杂性来实现。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诗应既愉悦又教化，强调文学的美学和伦理双重目的。锡德尼在《诗辩》中重新解释了贺拉斯的原则，将诗视为神性的载体，强调其在整理知识和提升心智中的作用。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提出，诗的愉悦源于诗人对不同中的相同和相同中的不同的感知，强调了诗人的天才和主观诗学的重要性。

二 愉悦与负面情绪的混合并存

探讨了美学愉悦与负面情绪的混合并存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再现现实中的丑陋和不爽能产生愉悦，文论史上的经典问题“悲剧为什么会带来愉悦”也反映了这一悖论。克默德在坦纳讲座中提出，阅读经典作品时体验到的愉悦是复杂的，与简单的愉悦不同。经典作品如《李尔王》《白鲸》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表现的痛苦内容，由于诗的力量，能在观众或读者心中产生震撼和启示，乃至崇高感。通俗文学中人物的弱点与社会力量的冲突，也能产生感动或启示的愉悦。克默德以华兹华斯的诗《决心和自立》为例，说明诗人在与贫困老人的交谈中，虽然心情沉重，但获得了对生活、坚韧和人性的启示，感到快乐。济慈将文学艺术中化负面情绪为愉悦的能力称为“负面能力”，即人能够沉浸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不必急于求助事实和理性。弗洛伊德关注无意识中被压抑的复返，认为文学艺术中负面情绪的表现比现实中更丰富多样，优秀的文学必然表现稳定中的不稳定，形成张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三 愉悦和文学形式

探讨了现代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主观诗学的挑战，强调文学形式在美学愉悦中的核心地位。艾略特提出诗人应淡化个性，通过文学形式重新融合传统精华。美国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都关注文学形式与审美感知的关系，其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概念，认为延长感知是审美愉悦的来源。哈佛大学教授文德勒深入研究文学愉悦，认为诗歌愉悦源于声韵、修辞、结构等多种因素，涉及论辩、智慧、情感共鸣和自我发现等方面。她强调诗歌形式的多样性和阅读中愉悦的丰富性，提醒读者要按照诗歌自身的设定去理解和欣赏。

四 愉悦和阅读

探讨了诗人、诗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是产生审美愉悦的关键，被称为“诗的三位一体”。文中分析了浪漫主义、形式主义和读者反应理论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每种模式都强调了三者中的一个方面，但都不能单独解释审美愉悦。巴特的观点被特别提及，他主张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相对化，但同时贬低了作者的作用，形成了新的二元对立。巴特的理论被批评为忽视了文学品位的传统共识，并且用性生理的术语比喻美学愉悦，违背了美学的前提。章节还提到了戏剧研究中的类似理论，强调了观众、剧作家和演员之间的共谋关系。最后，通过《纽约客》上米德女士的文章，展示了阅读带来的多层面愉悦，包括挑战、能力扩展、共情、知识获取和参与更大对话的愉悦。文章强调，美学研究是一个持续的对话，需要关注这些愉悦的讨论，以避免对美的理解不完整或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