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近二三十年国际人文研究中出现的“跨媒介转向”趋势，特别是英美现代主义学界对广播的研究。文章梳理了“广播现代主义”研究的兴起，评析了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和视角，并探讨了跨媒介视角如何促进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文章强调广播对现代主义文学媒介特性理解的重要性，指出广播为现代主义作家提供了新的艺术实践平台，激发了他们的“无线电想象力”，并参与塑造了文艺团体的公众形象。同时，现代主义作家对新技术和媒体的敏感性使他们在作品中书写广播带来的现代生活经验，并创造了适合广播的新文体。文章还提到，多位现代主义理论家和作家参与了广播实践，对广播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文章认为对广播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丰富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平衡对视觉媒介的依赖，并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打捞现代主义研究中“被遗忘的媒介”

讨论了现代主义作家与广播媒介的关系及其在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兴起。传统上，广播被视为传播学领域，关注点在于传媒机构的宏观问题，而忽略了现代主义作家的广播实践。文学研究者则更关注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对广播写作讨论较少。然而，随着声音和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声音元素，探讨声音如何塑造现代听觉经验，以及新技术如何影响现代主义美学的形成。21世纪初，传播学界对广播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从“广播史”转向“广播研究”，强调批判眼光和跨学科视角。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内部的发展，如卡迪-基恩对声音和听觉重要性的探讨，也推动了对广播的研究。广播作为20世纪早期至中叶影响广泛的大众媒介，吸引了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参与，成为反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重新定位经典文学作品的平台。近年来，广播现代主义研究逐渐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出现在权威学术手册和刊物中，多家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体现了该领域的跨学科特征和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从文学出发的跨媒介研究

广播现代主义研究起源于英文系学者，他们将声音研究和跨媒介理论引入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关注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功用、伦理角色、新媒介激发的文学形式和美学风格创新，以及战争时期文学与大众社会、政治宣传的关系。研究方法和视角复杂多样，包括文化、美学和政治三个视角。

从文化视角看，广播作为新技术和新媒介，塑造听众的文化身份，影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折射出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艾弗里的研究探讨了英国广播早期BBC总监里斯与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之间的伦理价值冲突，揭示了维多利亚与现代主义两种文化观之间的冲突。

从美学视角看，广播的出现引发现代主义作家重新思考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尝试利用新媒介的特点进行形式创新，形成新的美学风格。布鲁姆的研究指出，爱尔兰作家为广播而写的原创作品与他们为杂志期刊和戏剧舞台而写的作品构成了互惠的关系，促使他们通过新媒介的透镜来重新审视文学创作。赫本的研究指出，小说家鲍恩从广播中学会了融合噪声、音乐和模糊对话等声音技巧，并将其运用到了小说创作中。

从政治视角看，广播作为新媒介的一大特点是能够即时将信息传递给广大听众，其影响不局限于城市的精英阶层，即使偏远地区不识字的普通民众也能通过广播聆听来自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信息。丁斯曼指出，广播叙事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文化进步，另一面是战时暴力灾难。左翼知识分子从新兴的广播中看到了革命启蒙和文学教育的潜力，利用广播推动文化进步，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要属现代主义理论家本雅明。在战争期间，广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功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丁斯曼探究了晚期现代主义者二战期间在BBC的广播，认为广播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声音，与充满众多内在悖论的现代主义叙事惊人地相似。惠廷顿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第一场“广播战争”，交战国在全球范围内动用无线电广播来进行国内和国际的宣传说服和信息传播。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过去十余年，国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广播，推动“广播现代主义”成为新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分支。但研究存在局限，如关注BBC成立后的节目、缺乏对早期无线电广播的研究，以及对英美作家广播的关注多于其他国家。研究方法上，多围绕单个作家广播个案，缺乏跨国网络和国际主义传统的关注，且常将广播视为封闭对象，忽视现代社会媒介生态。惠廷顿提出“再媒介化”概念，强调广播与电影、电视等媒介的相互影响，科恩则提醒重视声音媒介特质和实际播出效果。研究需采用包容方法，突破文字局限，关注广播行业特性、文化机制等，以推进广播现代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