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讨论了中非关系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中国在非洲铁路建设中的角色及其演变。它指出了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批评，以及中国媒体和学者对此的反驳。章节强调了非洲本土媒体和民众对华认识的重要性，批评了现有文献中忽视非洲主体性的倾向，并提出了研究尼日利亚媒体对中国铁路项目报道的必要性。研究选取了尼日利亚五家主流英文媒体的100篇报道作为样本，以探讨非洲媒体如何呈现铁路建设议题，以及这些报道如何反映非洲国家内部的社会群体权力博弈。

二、 作为“议程”的铁路：尼日利亚媒体的议题呈现

详细讨论了尼日利亚媒体对中国资助铁路项目的报道，特别是阿卡铁路和拉伊铁路。这两条铁路是中国在非洲的“全中国元素”现代化标准轨铁路的代表，由中国提供融资、技术和运营支持。研究分析了尼日利亚媒体关注的四个主要议题：国家规划与区域合作、债务问题、发展效用和政府作为。

在国家规划与区域合作议题中，尼日利亚媒体强调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尼日利亚与中国合作的背景。尼日利亚选择与中国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提供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尼日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和工业化，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相契合。

债务问题议题中，尼日利亚媒体对债务陷阱论进行了讨论，指出政治精英之间的观点分化。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加大了对外借债力度，但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债务问题上存在明显立场差异。反对派渲染“中国债务陷阱论”，而执政党则强调自身的偿债能力和政府信誉。

发展效用议题中，尼日利亚媒体认可铁路项目在提高运输效率、促进公民流动、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对中国投资目的和可持续性表示质疑。媒体关注中国公司的腐败和透明度问题，以及中非发展差异。

政府作为议题中，尼日利亚媒体从降低运营风险、保障运行安全、调控资源分配等方面报道了政府在铁路项目中的角色。政府在解决铁路问题、促进国家稳健发展上有所作为，但也面临运营可持续问题、安全保障问题和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挑战。

总体而言，尼日利亚媒体在报道中展现了对中国铁路项目的复杂看法，既有认可也有质疑，反映了尼日利亚社会对中国投资和合作的多元态度。

三、 作为“棱镜”的铁路：尼日利亚媒体生态与权力博弈

深入探讨了尼日利亚媒体对中资铁路项目的报道，揭示了在国家规划与区域合作议题上的立场合意与在债务问题、发展效用和政府作为等议题上的多方观点分化。这种分化反映了尼日利亚内部社会群体的矛盾分歧，对“中国在非洲”的挑战提出了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的不可回避性。研究通过分析尼日利亚媒体生态的政治环境、媒体制度和新闻文化三个层面，解释了影响尼日利亚媒体话语实践的动因，并深刻理解了该国内部社会群体的权力博弈。

政治环境方面，尼日利亚媒体在中资铁路项目的报道中表现出执政党与反对党观点立场的分化，这与尼日利亚的资本主义多党民主政治制度有关。尼日利亚的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导致族群冲突和地区分裂主义政治的出现，并多次引发军事政变。多党民主政治意味着党派的分裂，执政理念的差异与斗争，反对党常对执政党的施政举措采取对立态度，使得政府的执政效果受到较大牵制。中国在非洲国家发展中的地位随着中非合作关系的深化而突出，成为尼日利亚等非洲政治家在精英内部政治竞争中获取优势的重要议题。

媒体制度方面，尼日利亚媒体在对中资铁路项目的新闻报道中，呈现出国内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学者和媒体自身观点立场的分化。这一现象与尼日利亚媒体经历的自由化改革有关。尼日利亚结束多年政治动荡，从军政府步入民主化道路后，曾经由政府所有和经营的媒体均在自由化改革中被私有化。新闻媒体运作在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批受过西式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批判记者随之出现。他们表面以中立、客观的形象标榜自我，实则经常通过提供与政府立场相对的意见来放大矛盾、制造噱头、争夺注意、获取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这样的新闻生产方式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历史上，西欧资产阶级与封建皇权和宗教神权斗争时，形成了“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政治逻辑。媒体作为资产阶级与政府权力相抗衡的工具，被塑造成民主共和的助推器。资产阶级掌权之后，保留了这种对媒体的角色定位，并进一步誉其为监督政府、维系民主的“无冕之王”。在20世纪90年代“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成功向全球推广，尼日利亚就在其中深受影响。尼日利亚媒体一方面通过揭露腐败行为，加大对职能部门的问责力度，发挥有力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发挥教育职能，有利于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民主生活的积极性。在经济逻辑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的私有属性决定了其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原则，这一原则是资产阶级确立自身统治的基础。媒体赚取利润的惯常路径，是依靠上述政治逻辑赋予其的专业地位和权威地位来吸引受众注意、获得受众信任、换取广告收入。但尼日利亚的市场局限性一度导致媒体行业出现经营困难，所以不少媒体出于生计考量，选择拥抱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这也为政商精英介入媒体产业提供了正当理由。分析尼日利亚媒体的所有权结构可知，目前大多数媒体机构都受到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者的掌控。一些具有历史影响力的媒体还会受到执政当局的重视，例如，《尼日利亚论坛报》作为尼日利亚现存最古老的私营报纸，先后在人民民主党和全体进步大会党的影响下运转，其任命的总编辑Edward Dickson曾为拉各斯州州长。由此判断，尼日利亚媒体在自由化改革后虽然常以监督政府的中立性的姿态自居，擅长发表调查报道与揭黑报道，但多数媒体所有权被政商操控的事实难以掩饰其作为党派之间、党派内部、政治群体、商业群体等权力力量相互博弈、谋取利益的工具的可能性。尽管诸多尼日利亚媒体热衷对外强调自身的非结盟性与非政治性，但有时其发表的观点态度前后矛盾、截然相反，不禁令人怀疑其用意。例如，《太阳报》曾公开承诺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但随后便以《中国如何对尼日利亚重新殖民》为题发布系列报道，抨击中资铁路项目的质量。这说明尼日利亚媒体报道的新闻立场并不总是为维持社会公信地位而作出的折中选择，更像是在不同利益力量交织之中的迎合和摇摆。

新闻文化方面，尼日利亚媒体对中资铁路项目的报道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态度，体现出不同利益主体在这一问题上的合意。这一现象与尼日利亚媒体所处的国家发展的文化氛围有关。实际上，执政当局已视尼日利亚媒体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其通过传播以发展为导向的新闻信息，动员人们实现共同的社会利益。但由于媒体受到党派政治和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传播的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较多，未能在推动

四、 作为“媒介”的铁路：结论与讨论

本章节通过对尼日利亚媒体对中资铁路项目的报道分析，揭示了四种主要议题：国家规划与区域合作、债务问题、发展效用和政府作为。在国家规划与区域合作议题上，媒体观点较为一致，认为铁路建设是国家需求与现实选择，选择中国合作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尼日利亚及非洲区域组织的发展愿景相符。尼日利亚通过铁路网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体现个体参与国际事务的努力和非洲国家间的竞争意识。然而，在债务问题、发展效用、政府作为等议题上，媒体报道体现出利益相关方观点立场的分化，既再现执政当局的叙事，也表达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学者和媒体等不同政治力量的担忧和质疑，挑战政府权威。尼日利亚媒体话语的“合意与分化”体现了国内社会群体的权力博弈和话语建构，受政治环境、媒体制度和新闻文化的影响。政治环境方面，尼日利亚民主化后党派分裂，执政理念差异体现在债务问题争论中。媒体制度方面，媒体自由化改革后监督政府，但多数媒体所有权被政商操控，可能成为权力博弈的工具。新闻文化方面，执政当局通过加强新闻规制构建发展传播的新闻文化，发挥媒体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尼日利亚政府试图将媒体整合进国家发展道路中，但招致“压制新闻自由”的批评，源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国内多重复杂矛盾的激化。深入理解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媒体生态，对做好国际传播、深化中非合作、共抗西方霸权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从非洲主体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在非洲”的问题，以尼日利亚媒体对中资铁路项目的报道为例，展现非洲国家对中资铁路项目的切实感受与丰富观点，揭示非洲国家独特的发展诉求和国家内部群体的相互博弈。这一研究弥补了以往文献的不足，凸显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事务中的角色作用，分析非洲媒体问题，为解决“中国在非洲”所面临的传播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给予未来的中非交往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公共关系方面，我国政府、企业等相关部门要精准处理好与非洲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及当地媒体的公共关系；二是媒体舆论方面，我国媒体要高度重视与非洲媒体搭建友好合作机制，及时传达中国声音，协力提升双方媒体在非洲社会的公信力；三是凝聚共识方面，各类中国主体在与非洲主体展开交流时，要以中非“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主要叙事逻辑，增进政治互信，支持非洲国家加强社会内部团结，探索不同社会群体齐心协力解决发展问题的自主道路。

值得反思的是，以往有关西方媒体的诸多研究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批判西方媒体对华形象塑造的偏见问题。而对非洲媒体的分析，却忽视了其所处的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从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认知框架的影响，到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悖论，国际传播研究者不能忽视非洲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存在。本研究希望通过探讨与反思，真正回应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关切，即凸显全球体系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注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碰撞及社会转型，并聚焦信息与传播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著名批判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提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从“经济/唯物论”的角度认为，技术并非中立，其从研发到应用，是社会权力为实现自身意图而展开斗争的政治性过程。技术背后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而非技术本身，才是解释现代化社会问题的真正缘由。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符合群众路线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另类技术文化路线。如今，中国从满足国内需求的技术发展与应用阶段，过渡到面向海外传播技术的阶段，理应将铁路纳入对技术政治及意识形态属性的讨论中。非洲铁路作为一种跨越历史长河的媒介，完成了从揭露殖民者掠夺面目到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实现非洲繁荣发展的使命转换。非洲国家将铁路视作公共所有权的一部分，为服务民众出行甚至推出通勤列车，以创造非洲人民的主人翁意识。然而，将技术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在非洲的战略考量，铁路运营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非洲国家自身。现实情况是，为满足铁路运营的资金要求，一些欧洲公司正在与非洲政府进行私有化谈判，但非洲国家更倾向于中国公司的投资。这些行为、质疑和选择反映了非洲国家对外来技术的文化甄别，也昭示着其希望与中国合作，探索发展中国家间的另类技术文化路线。在铁路之后，中非合作发展的新路径是什么？如何在中非合作中处理和应对非洲国家内部社会矛盾与非洲媒体矛盾？如何做好国际传播的预演以更好地促进中非交往？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继续探索，以找寻并把握非洲大陆的传播规律，更加深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