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提出的“昌明大马”施政理念，该理念于2023年1月19日被纳入国家议程。“昌明大马”意为文明社会，旨在描述国家繁荣昌盛和团结政府包容性原则。理念以六大原则为核心，依托第12个马来西亚计划等政策，旨在实现经济复兴、人民福祉等四大战略目标，涵盖八大领域。该理念的宣贯活动在马来西亚国内广泛开展，对了解马来西亚政策和国际动向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 “昌明大马”理念的内涵

安瓦尔政府提出的“昌明大马”施政理念强调包容性和多元主义，旨在基于马来西亚共同文化遗产重建“昌明社会”。该理念以六大原则——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和关怀——为核心，指导政府治理和公民认同。这些原则不仅作为政策制定的驱动力，还旨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福祉，无论种族、语言和宗教，以建设更美好、更温和的马来西亚。

永续原则强调面向未来的实践，整合可持续性概念到多个领域。繁荣原则追求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注重人民和国家的整体福祉。创新原则旨在将马来西亚转变为数字转型和科技革命的积极贡献者。尊重原则推广包容、平等、诚信和尊严等价值观念，要求构建互相尊重的公民社会。信任原则致力于恢复个人、族群与政府之间的信任，重构国家认同。关怀原则建立友爱且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推广关怀和同情的社会价值观。

在“昌明大马”框架中，道德经济是主要着力点，强调关怀穷人、弱势群体和边缘少数族群的经济模式。安瓦尔认为，经济发展应嵌入六大原则的人文精神，关注边缘群体的同时关切社会共同体整体福祉。政策制定应把握时度效，随着现实需求和时代挑战的变化而调整校准。通过36项优先事项，安瓦尔关注改善民生、行政改革和提振经济，包括修订贫困线、生活成本标准、最低工资等经济指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改革税务，引入国家医疗援助系统和健康保险计划，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养老金计划。

“昌明”理念下，团结政府推进道德经济，通过税制改革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2023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通过发放针对性津贴保障人民福祉，如“慈悯援助金计划”、“人民收入倡议”和“慈悯伞”计划，以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同时，政府还规划积极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和支持经济增长，维持物价、货币汇率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然而，“昌明大马”理念的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与马来西亚社会历史、观念、文化和族群中的单元主义共存、抗衡或合作，仍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难题，影响其实施效果。

三、 “昌明大马”理念的宣传路径

分析了马来西亚安瓦尔政府“昌明大马”理念的宣传路径，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国内宣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从政府高层到公务员体系、地方政府，再到全体社会成员，以增强政府权威和认同。国际宣传旨在寻求与“东盟价值”“亚洲价值”的价值共识，提高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安瓦尔在国际场合多次介绍“昌明大马”理念，强调团结、多元、包容等价值理念，构建区域发展理念，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通过外交努力，在国际场合发出马来西亚声音，获得国际社会的正面回应和支持，形成有利的国际舆论态势，反作用于国内对其施政理念的舆论倾向和民意认可。

四、 “昌明大马”理念的形成动因

分析了马来西亚安瓦尔政府“昌明大马”施政理念的形成动因，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客观上，马来西亚有新总理推介施政理念的政治传统，施政口号有助于减轻前任影响、巩固民意基础，并针对政治合法性的六个维度夯实团结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观上，安瓦尔的世界观对其施政理念形成有直接影响，其人生经历和自我意识促进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多元主义、泛马来主义、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伊斯兰文明底色共同构成“昌明大马”理念的底层逻辑。

历任总理推介施政理念的政治传统始于马哈蒂尔，后成为惯例。施政理念是执政党或联盟执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围绕政府行政目标、任务等确立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行为准则。马来西亚总理通过推介施政理念塑造政府正面形象、巩固民意基础，同时从共同经济利益、文化价值观、社会资源整合和民族问题处理等方面加强民众的国家认同。

团结政府上台后面临反对党挑战和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绩效危机。昌明理念旨在通过适当的利益分配机制解决社会集团间的相对获益问题，实现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调整族群间利益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族群利益。长远经济规划致力于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绿色投资目的地，推动投资进入高增长和高价值行业。

安瓦尔的世界观价值底色包括伊斯兰文明、多元主义、民主化改革。他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马来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多元文化主义者、改革者。安瓦尔的“亚洲复兴”和“昌明社会”概念为社会矛盾和财经问题提供文化解决方案，强调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经济正义理念与儒家思想、西方经济思想的结合。他倡导文化多元主义、泛马来主义、改革、反腐等，形成了一套兼具文化视野、社会关怀、道德复兴的价值体系，即“昌明大马”理念。

五、 结语

“昌明大马”理念是安瓦尔基于其1996年《亚洲复兴》中的思想，将文化方案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初步尝试，体现了其伊斯兰文化底蕴、多元主义、泛马来主义和体制改革的价值观。该理念强调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但在多元主义与马来西亚宪法中的族群观念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易受伊斯兰保守主义冲击。安瓦尔的政治实践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政策以维稳为先，文化整合策略难以平复族群间裂隙，发展道德经济成为塑造社会和国家认同的间接路径。马来西亚族群整合陷入困境，民众担忧“昌明大马”理念成为空洞口号。要发挥其改造国运的潜能，需政党间尊重信任和创新压倒旧制阻力。安瓦尔的反腐议程被认为陷入停滞，背离了昌明主张。“昌明大马”如何脱离现实藩篱重获信任，其对族际整合和国家认同的成效，需关注团结政府未来的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