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布鲁门贝格曲折的主体建构之路

汉斯·布鲁门贝格的哲学思想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修辞学和哲学，其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理论实践相辅相成。布鲁门贝格与恩斯特·荣格尔虽立场迥异，却深受其作品影响，尤其在主体性生成为轴的探讨上。布鲁门贝格的写作过程独特，常通过口述录音后整理，作品中常出现箴言掌故，给人以跳脱感。他对现代科学忽视主体性问题持批评态度，同时不完全赞同现象学对先验主体性的看法，更倾向于从人类构建客观世界的尝试中寻找自我构建的痕迹。布鲁门贝格关注人类自我伸张和自我维护的底层需求，将现代正当性归结为对抗神权专制的自我伸张，而非简单的世俗化。他的《神话研究》将神话叙事视为一种劳作，强调神话创造和讲述的艰辛过程。布鲁门贝格将主体性理解为一种亦实亦虚的空间，更关注其维护和支撑。研读布鲁门贝格关于荣格尔的文本，有助于深入理解他的深层动机和历史书写的诗学背景。

二、 一种超克虚无主义的范式：青年布鲁门贝格读荣格尔

布鲁门贝格在1949年和1950年的基尔报告中首次系统性地论述荣格尔，这些报告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尤其是他因母亲犹太人血统而中断神学专业学业的经历。布鲁门贝格将虚无主义视为“充盈导致的空洞”，认为时代所缺乏的是赋予行动指南意义的自明性和合法性。他视荣格尔为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同路人，通过写作支撑个体道路的超越性和示范性。布鲁门贝格对荣格尔的艺术人格发展进行了划分，从“生命冲力的冒险者”到“新神学家”，并分析了荣格尔的主要作品，如《钢铁暴雨》、《冒险的心》、《工人——统治与形状》和《在大理石悬崖上》等。他特别关注荣格尔如何以日记为载体，将战争经历作为自我检验的手段，以及荣格尔在意义问题悬而未决时，如何赋予自己合法性。布鲁门贝格认为荣格尔的思想风格特点是不预设某种主义或世界观，而是将生命的实验性发挥到极致。他对荣格尔1932年的理论著作《工人》进行了解读，认为该书保持了虚无主义的底色，因为放弃了对“形状”背后意义的拷问，并将覆灭本身作为“从无创造有”的前提。布鲁门贝格赞赏荣格尔从“劳作”到“祈祷”的转变，并在荣格尔的作品中挑出“新神学”一词定义这种态度。荣格尔的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给布鲁门贝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对荣格尔后来的一些倾向持批评态度，尤其是荣格尔倒向柏拉图主义的倾向。

三、 对荣格尔的袪魅：柏拉图主义和灵知主义陷阱

探讨了布鲁门贝格对荣格尔思想态度的转变，从最初的赞赏到后来的怀疑、矛盾和批判。布鲁门贝格将荣格尔定义为“披着经验主义者外衣的形而上学家”，并认为他是柏拉图主义者，更警惕其导向的灵知主义。灵知主义是一种认为世界是有缺陷的牢笼，人的精神需回归至高之神的气息中才能得到救赎的思想。布鲁门贝格认为灵知主义是现代性思想必须克服的潜在对手，代表一种“去合法化”的思想图式，挑战此岸世界的正当性。他将荣格尔的神学内涵理解为一种“精炼的权力意志”，因为知识与权力的统一让荣格尔心安理得地俯瞰残缺的造物。布鲁门贝格对荣格尔的态度转变，源于他感到的“背叛”，认为荣格尔的虚无主义与灵知主义的关联，以及荣格尔将世界导向纯粹的虚无与湮灭的倾向。直到1990年以后，布鲁门贝格才再次记录对荣格尔的阅读，表达了他对荣格尔作品的矛盾态度。

四、 从范本到解构：晚年布鲁门贝格对荣格尔的批判

布鲁门贝格晚年对荣格尔的评价遵循既定框架，不再关注荣格尔世界观的变化，而是关注写作目标和策略的变化。他的作品不再整体诠释荣格尔，而是关注零碎细节，文思跳跃难解，讨论从“重构”转为“解构”。布鲁门贝格认为荣格尔的游记和柏拉图主义有关联，荣格尔通过昆虫观察感悟“非偶然的偶然”，确证造物的偏爱。但随着年龄增长，荣格尔的盲目自信和柏拉图回忆法导致“教条式柏拉图主义”。布鲁门贝格认为荣格尔晚年对柏拉图主义的实践有微词，认为记忆通过被遗忘的部分存活，遗忘让记忆成为理念。布鲁门贝格虽未直接辩驳柏拉图主义，但对荣格尔的实践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荣格尔的行文似是而非，使用大量图像、神话、隐喻，给人很大阐释空间。荣格尔的世界观与柏拉图主义不同，他更愿意将自己看作调和光线和色彩的透镜，具有更高的创造性。荣格尔痴迷于湮灭的过程，将其看成艺术品。《大理石》一书的情节推动打断了主人公起初的“柏拉图主义”愿景，展现了历史的维度，让主人公从其他维度思考永恒。小说世界的搭建复杂，构成了本雅明意义上的托喻，完成了对所谓柏拉图主义世界观的颠覆。

五、 修辞、隐喻与主体性的真空

布鲁门贝格在研究中牺牲了立论的精准性以降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后期将荣格尔作为引子展开思考，削弱了文字的自我指涉，但思想史书写与个人修养的结合仍是其重要课题。他对荣格尔的复杂态度源于将他人文字视为自我关照的镜子，批评荣格尔晚年对意义过剩的执念，认为其创造了“虚假的意味深远”。布鲁门贝格认为，生产意义而不倒向灵知主义是个棘手问题，他的思想因此含糊和矛盾。他批评荣格尔的游记手法和品味失效，但对“意味深远”本身并不持批判态度，而是其神话学中的重要支点。布鲁门贝格推崇的“意味深远”是扬升和克制之间的平衡，与荣格尔形成对比的是他对歌德塑造“意味深远”的赞许，这与他赋予修辞学的重要地位直接相关。他的修辞学承认哲学实践中真理明晰性的缺席，并拒斥用新范式填补这种真空。他的隐喻学认为隐喻是哲学语言不可缺少的部分，代表了思想不可还原的深层结构。布鲁门贝格通过荣格尔的日记探讨隐喻的边界，回应阿多诺关于诗歌在奥斯维辛之后是否可能的问题，认为隐喻的遮蔽和美化作用有时是必要的。他维护隐喻手法的正当性，但也指出隐喻的模糊性和窘境。布鲁门贝格分析隐喻的永不停歇且注定无法完全成功的过程性，这在宏观历史和个人一生的尺度上同样成立。他的书写策略被总结为“创造性逆反”，倾向于将文人塑造成艺术形象，用Ethopoetik描述这种手法。这种手法通过语言塑造人物，模拟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和思想，给读者小说般的阅读体验。布鲁门贝格的写作风格华丽而曲折，挑战读者的接受水平，掩盖自身文字的明晰性。他明知不符合主流学术规范，但坚持此种写作风格，隐藏观点立场，作为研究者“被动”地进行自我构建的策略。他将学者研究的隐喻比作“指准化石”，存在于理论好奇心进程的远古分层。布鲁门贝格的历史现象学考察前人建立明确性的手段，但一旦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就意味着其中的伎俩已经不攻自破。他的工作成果只能成为“半成品”，不愿舍弃宏大的意义问题，即使知道一切答案终将缄默。布鲁门贝格后期重点关注意义生产行为的衰弱形式，从学习态度转向系统性、建设性的意义放弃。这种放弃不是愤世嫉俗地相信一切意义皆虚妄，而是具有生产力的过程，是一种疗愈式的写作。他将主体性理解成一种创造性的真空，其后期文思玄远深邃、艰涩刁钻，并非想发明概念或实体去填充这种真空，而是要疗愈缺口带来的伤痛并与之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