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启蒙运动对西方个体和主体文化发展的影响，特别是通过瑞士德语区平民作家乌利齐·布拉克的日记和自传书写实践来分析自我关注、自我技术与自我书写的关系。布拉克的自我书写被视为一种自我技术，通过这种技术，他构建并更新了与自身的关系，塑造自己成为行动中的道德主体。这种主体形式是非本质性的、可塑性的自我关系，与笛卡尔式的主体哲学和福柯的主体阐释学相联系。福柯认为自我关注是一种生活基本原则和持续不断的实践，涉及认识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以及控制可能吞噬人们的欲望。自我技术是个体通过一系列操练来改变和完善自身的生活技艺，书写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自我技术。

布拉克坚持写日记近30年，并在1789年发表了基于这些日记的自传，这反映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有意实施的自我训练和伦理学意义上的自我关注。他的自我书写实践使他构建和确认了不同的自我关系，包括作为虔诚信徒、牧羊人、士兵、逃兵、俘虏、硝石熬煮短工、棉纱商、儿子、兄长、丈夫和父亲等多重身份。此外，他还将自己构建为阅读者和书写者，通过阅读和书写训练完成了自我启蒙，从寒门之子和虔诚信徒转变为“自然诗人”和“平民作家”。

布拉克的自我书写技术并非个人创造，而是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中社会群体传递、推荐甚至强加的。他的自我书写技术最初是在私人生活小环境中宗教性阅读书写范式影响下逐步练就的，并由此成为他早期有意识塑造自身宗教性存在形式的自我技术。他的宗教性阅读训练及相关实践塑造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坚信整个世界与他的人生境遇皆是上帝的眷顾。他的日记和《劝诫书》书写是他通过文字将自我客体化并构建宗教性自我关系的明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拉克的日记内容逐渐偏离了虔敬主义宗教性书写范式，成为他反思自我存在困境的场所。他的自传体现了文学性书写范式的影响，但宗教性自我书写痕迹仍在，他并未彻底否定自身的宗教性存在形式，而是通过与早年宗教性自我书写拉开距离来进行反思。布拉克的自传是他意欲通过回忆、反思及书写将自身所有生活经验进行主体性整合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