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19世纪初地质学、博物学和生物学的新发现对现代生态学意识的影响，特别是莱伊尔的均变论对物种灭绝概念的塑造。丁尼生的《悼念集》在悼念友人的同时，融入了对物种灭绝和环境与物种关系的现代生态学思考。诗歌结构从个体哀悼扩展到物种哀悼，体现了诗人对现代生态学意识的认识。《悼念集》的宗教色彩和信仰危机的痛苦表达，使得其生态意义常被忽视。早期生态批评学界更关注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忽略了均变论下物种与环境的动态关系。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物种灭绝概念的科学性，指出《悼念集》将挽歌与物种灭绝联系起来，提供了思考人类世中人类想象危机的思路。丁尼生的作品展现了环境能动性和物种交互性特征的现代生态学意识，与浪漫主义有机整体论不同。在诗学层面，丁尼生赋予自然以叙事能动性，将物种灭绝置于变动的环境中，从物种层面思考人类历史和前景。诗人对现代生态学背后的科学秩序持批判态度，保留了对自然的情感依附，建构了跨物种共情模式。丁尼生的物种灭绝书写和现代生态学意识，为思考当下人类世物种关系问题和跨物种共情方式提供了有益启发。

均变论与物种灭绝：现代生态学的环境能动性

探讨了19世纪现代生态学意识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物种灭绝概念的形成。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定义，强调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而19世纪自然科学揭示了物种与环境的动态关系，与之前神创论下的生物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体概念形成对比。林奈的自然经济体否认物种灭绝，而19世纪初莱伊尔的均变论揭示了自然变动的永恒性，与当代物转向哲学中的物的能动性相呼应，影响了物种的存灭。丁尼生对19世纪科学新思想感兴趣，其《悼念集》中的物种灭绝书写反映了现代生态学内涵。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观与现代生态系统有距离，而丁尼生通过均变论揭示了地球自身的运动，展现了环境的能动性。《悼念集》中的物种灭绝书写体现了以物为导向的美学特质，消解主体，赋予客体自然叙事能动性，达到去人类中心化的效果。

人类的物种化：现代生态学的物种交互性

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面临的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问题，以及人类是否也会灭绝的问题。18世纪林奈学派的动植物分类法将物种视为类型学概念，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物种在生物意义上的相似性，将人类置于与非人类物种共同进化的生态关系中。当代新物质主义学者阿莱默认为进化论将人类的存在描述为与生物之间的身体性融合，表明我们需对其他生物负责。丁尼生在创作《悼念集》时吸收了进化论思想，将人类视作物种的生态学思维，诗歌诉说的是人类物种的整体命运。诗人将人类与远古生物联系起来，揭示了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类似的物种竞争关系和共同的命运。《悼念集》中的物种交互性观点独特之处在于，不同物种在共融于环境的基础上，还存在一种互相建构的共同经验，体现为物种间的生物相似性，以及共同竞争、进化、灭绝的交互性关系。丁尼生将人类的历史同远古生物一同置入地质的漫长纪元，实现了人类主体的消解，揭示了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的交互性关系。

对自然的情感依附：现代生态学的情感补充

19世纪的生态学与现代生态思想不同，认为物种灭绝有助于生态结构优化，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对物种灭绝缺乏共情和保护意识。丁尼生在《悼念集》中对物种灭绝的态度矛盾，既接受科学范式，又担忧单一科学主义论调。诗集从个体死亡的悲悼转向对自然万物的爱，情感转移导致自然书写变化。丁尼生预示了生态科学，将人类纳入生态系统，构建物性交融的生态诗学。与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悼念集》消解主体，情感促进主客体关系解构，塑造跨物种共情模式。诗人将非人类物种视作同类，以心灵温热对抗科学主义的冰冷现实。《悼念集》从哀悼个体到哀悼物种，由爱个体到爱自然的情感升华，超越悲伤，连接人类与非人类物种。诗集塑造变动、进化、交互的生态网络，揭示人类与非人类相互形塑的历史，与当下人类世对环境及物种关系的认识一致，为跨物种共情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