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远航》是一部殖民地旅行小说，以女性旅行者为中心，颠覆了传统以男性气概和帝国话语为主的叙事模式。小说将疾病主题纳入旅行书写，通过女主人公染病身亡的情节，质疑殖民活动的可行性。这一设定与当时盛行的疾病地理学话语有关，该学科认为非欧洲区域的气候环境对欧洲人不健康。伍尔夫从青年时代起就热衷于阅读旅行文学，尤其是康拉德的作品，她熟知疾病地理学相关话语，并将旅行与疾病相关联。《远航》创作期间，伍尔夫经历了精神崩溃和自杀尝试，对疾病有切身体验。作为成长于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英国作家，她始终将对帝国话语及殖民活动的反思和批判作为创作的中心议题。评论界主要关注小说的性别和殖民主题，但未充分关注殖民语境下疾病与当时疾病地理话语及帝国政治之间的关联。伍尔夫从热带疾病对欧洲体质的影响、致病的殖民地景观及其异域化和白人种族对于致病种族的想象三个维度出发，呈现了殖民地气候环境对帝国殖民扩张的不利影响，表达了她对帝国殖民活动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她也在揭示将疾病地域化、种族化的帝国话语的过程中暴露了其与帝国主义价值观共谋的倾向。

热带疾病：“帝国的隐形杀手”

通过分析小说《远航》中帕波先生这一角色，探讨了热带疾病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帕波先生作为一位长期在印度殖民地服役的军官，其体弱多病的形象揭示了殖民地经历对欧洲人健康的损害。小说通过帕波先生的病情，展现了热带疾病对男性气概的折损和对帝国军事力量的不利影响。伍尔夫利用嘲讽的比喻手法，呈现了帕波先生因疾病而退化的男性形象，颠覆了帝国殖民地军官的传统形象。此外，小说还通过其他男性角色的疾病经历，揭示了热带疾病对帝国命运的影响。圣特·玛丽娜殖民地的失败历史，进一步暗示了热带疾病作为“帝国的隐形杀手”对帝国殖民活动的挑战。整体而言，通过疾病地理话语，批判了帝国政治和殖民扩张的合理性。

致病的殖民地景观及其异域化

探讨了小说《远航》中女主人公雷切尔在殖民地旅行后病倒的情节，揭示了殖民地被描绘为不健康和致病的环境，反映了当时对热带地区的负面和异域化描述。游客们将雷切尔的病因归咎于殖民地的物理环境，如食物、水源和高温气候，这与当时医学文献中对热带地区的描述相呼应。伍尔夫通过强调殖民地环境的炎热、黑暗和原始，塑造了一种致命的危机感，暗示雷切尔的疾病与殖民地环境有关。这种对殖民地环境的异域化描写，反映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文明与原始、健康与致病的负面表述。伍尔夫的描写不仅再现了帝国话语，还通过展现殖民地的不可征服性，表达了对帝国殖民扩张的批判。她对殖民地环境的异域化书写，透露出对帝国殖民活动的深切疑虑，暗示了帝国终将灭亡的预示。

对致病种族的想象与殖民统治焦虑

雷切尔病亡在《远航》中揭示了疾病种族化的医学话语及其隐含的种族政治。雷切尔的种族身份比性别身份更突出，她与五位游客代表白人种族的兴衰。伍尔夫通过雷切尔的病因强调英国妇女与当地居民体格差异，反映了殖民地医学话语的种族化演变。19世纪晚期，殖民地医学话语聚焦种族差异与环境因素的因果关联。相对于白人种族在热带地区的高病死率，土著民族具有优越的疾病免疫力。伍尔夫用雷切尔发病当天的细节特写隐喻病衰的白人种族和疾病免疫的土著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透露出强烈的危机感。雷切尔因病引发的幻象中，伍尔夫通过强调当地居民的"原始性"强化由当地民族激发的危机感。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时期，充满敌意的当地民族威胁着白人殖民者的健康和生命是殖民统治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被殖民者通过疾病进行"反向入侵"，是欧洲殖民者所面临的"一种极端的恐惧"。雷切尔的潜意识中，当地人与热带丛林融为一体，被同构为恐惧和疾病的来源。伍尔夫借鉴殖民叙事中对土著民族的典型描写，将他们建构为邪恶的、致病的人物形象，暴露其固有的种族偏见。伍尔夫对殖民地种族隔离情况的书写也暴露其种族主义倾向。通过游客们对雷切尔染病地点的争议，伍尔夫呈现将疾病种族化的殖民医学话语对帝国海外殖民政策的影响。19世纪中后期，殖民政府在高海拔地区、铁路沿线及营地等兴建远离土著居民的白人居住区，用"社会和种族边界"保护殖民者及其特权和权力。殖民地医学话语的种族化演变体现白人种族在殖民地遭遇的健康危机，在帝国式微的大语境下，成为在殖民地实行持续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辩护。伍尔夫传达对帝国统治力的担忧，暴露其深受帝国体系影响、与帝国主义价值观共谋的倾向。在伍尔夫时代，细菌病原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疾病地理学在殖民医学中仍占重要地位，被用于定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疾病地理学视角为探讨《远航》的殖民和旅行主题提供新视角，也为解读伍尔夫既批判帝国主义价值体系又与其共谋的矛盾性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