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社会改革运动如废奴、公有制、女权和劳工运动等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问题产生冲击。爱默生在《人即改革者》中强调个人作为改革者的角色。霍桑和詹姆斯通过《福谷传奇》和《波士顿人》两部小说，展现了改革者在社会进步和人性完善背后的无知、狭隘和自私，揭示了改革热潮中的问题。

一、 狂热背后的认知谬误

探讨了19世纪美国社会改革中改革者的认知谬误问题。苏格拉底提出“德行即知识”，认为知识是德行的基础，无知是恶的根源。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也认同美德和善行必须以个人识见为前提。20世纪批评家特里林强调“知性乃道德职责”，只有用智慧、真知和理性思辨打破偏见谬误，才能实现个人善和社会福祉。霍桑和詹姆斯小说中的改革者们虽出发点善良，但改革理想上升为病态狂热，异化了心灵，背离初衷。霍桑认为狂热源于无知狭隘，如《福谷传奇》中的霍林华斯改造囚犯的狂热导致悲剧。福谷改革者们受超验主义启发，信奉性善论和人性完美论，对人性团结抱乐观期望，但最终失败。詹姆斯指出改革者们不了解人性堕落，不考虑人性之恶。《波士顿人》中奥利夫的女权改革狂热源于性别偏见和理性缺位，简单化地将问题归结为男性残忍，解决方针为拒绝婚姻、排斥男性，无法应对复杂人性和现实需要。詹姆斯警示女性解放运动可能步入简单而极端地反对婚姻家庭的歧途。霍桑和詹姆斯的小说表明，成功的社会改革必须以改革者认知能力和智识水平提升为前提，放弃简单粗暴的改革构想，理智审慎地筹谋改革计划。

二、 博爱表象下的利己主义

探讨了19世纪美国改革话语中博爱理想与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早期清教徒的团结互助和宗教使命感演变为19世纪美国人对博爱的追求，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开始盛行，甚至成为超验主义个人主义理想的逐利行为的理论依据。霍桑和詹姆斯通过他们的作品揭示了改革者如何利用博爱精神进行自我扩张，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和同理心。霍桑笔下的霍林华斯和詹姆斯笔下的奥利夫都是以博爱为名，行利己之实的典型。霍林华斯利用他人的金钱和情感，而奥利夫则通过控制合作伙伴来满足个人的权力和名声欲望。这些改革者对抽象的改革理念的痴迷导致他们忽视了对具体他人的同情心。霍桑和詹姆斯强调，真正的博爱应当基于对具体他人的情感和责任，而不是空洞的抽象理念。他们的作品提醒人们，改革者应当保持自我审视和道德克制，以避免利己主义的泛滥。

三、 “开垦自己的智性和道德花园”

探讨了19世纪美国作家霍桑和詹姆斯对社会改革的看法，强调了个人内在改革的重要性。白璧德区分了“人道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前者关注大众福祉，后者关注个人内在生活。霍桑和詹姆斯通过他们的作品《福谷传奇》和《波士顿人》揭示了改革者的问题，认为成功的社会改革应从改革者自身的认知和道德更新开始。詹姆斯通过兰塞姆强调改革者自身需要改造，而普兰斯医生则用自我革命取代社会革命。霍桑和詹姆斯都认为个体的进步是社会改革的前提，霍桑的人文主义基于对人的罪性和弱点的清醒认识，而詹姆斯则强调自我完善。两位作家都抵制极端激进的改革，倾向于循序渐进的改变。他们的作品提醒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谨慎处理人性的弱点和欲望，保持警觉、审慎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