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纳撒尼尔·霍桑的文学形象及其与社会的距离感，分析了不同评论家对其作品和个人形象的不同解读。霍桑被描述为一个孤独忧郁的艺术家，其与社会的疏远部分源于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20世纪的评论家则认为他关注“陌生世界的黑暗旅程”，对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缺乏兴趣。霍桑在序言和书信中构建了一个超然世外的作家形象，强调与读者保持适度距离，使用面纱的意象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种含蓄疏离的态度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推崇，但后半叶随着意识形态批评的兴起，霍桑的“蒙面”策略被批评为逃避社会责任和伦理。然而，文章认为霍桑的美学策略实际上体现了列维纳斯尊重他者、拒绝绝对知识的伦理精神。

一、 面孔与蒙面的作者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在其著作中提出面孔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核心，是他人展现自身的方式，具有绝对他性和外在性。列维纳斯强调面对面关系中他者对自我的质疑和挑战，颠覆了西方哲学中同者意识，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超越关系。霍桑通过自我蒙面降低作者权威，确保读者对文本的自由阐释权，体现对读者绝对他性的尊重。霍桑的自我蒙面还创造语言陌生化效果，实现自我与他者的无限分离，体现对真理绝对他异性的态度。霍桑认为真理是流动的、陌生的、难以捉摸的，抵制任何对真理的规约化、概念化限制。他通过自我蒙面表明对读者个性的尊重，认为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神圣的，不需要全盘托出内在秘密。霍桑的真理观和伦理态度体现对真理不可知性的承认，与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相呼应。

二、 此蒙面非彼蒙面：《教长的黑面纱》

霍桑的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通过胡珀神父戴上黑面纱的行为探讨了面纱与蒙面的象征意义。胡珀神父的黑面纱象征着罪恶的普遍性，他用面纱遮挡自己的罪恶，同时拉开与他人的距离，寻求灵魂的纯粹。黑面纱使他能够窥视他人的秘密，去他者化，将他人同化为有罪的存在。胡珀神父的黑面纱和神秘微笑展现了他对绝对知识的掌握和自我迷恋，使他成为秘密的终结者和真理的把控者。然而，胡珀神父的未婚妻伊丽莎白要求他摘下面纱，与她平等地交流，体现了她对物质世界的重视和对精神真理的漠视。伊丽莎白代表了一种与胡珀神父末世思维不同的选择，她要求看到物质的面孔，接受他者的不可理解性和不确定性。霍桑的自我蒙面与胡珀神父的宗教蒙面有本质的不同，霍桑的蒙面是对先验自我的隐藏，以保证与他者的平等地位。霍桑支持面纱，反对面具，因为面具代表僵化、隐藏和与外界的隔绝，而面纱暗示着自我与他人的关联和责任。

三、 面向他者的责任：红字的面纱职责

通过萨克凡·伯柯维奇的意识形态批评视角分析了霍桑的《红字》，指出霍桑关注的是“红字的职责”，即把不同重新纳入相同，将边缘意识形态收编成主流意识。然而，本文认为“红字”的职责是伦理和道德的，与霍桑的面纱观念相关。海丝特·白兰在小说中从情感转向冰冷的思考，陷入泛化的抽象，忽略了每个女性都是不同的他者。这种简单化约的危害是巨大的，导致海丝特徘徊在思想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列维纳斯认为自我的主体是被他者唤醒的主体，责任构成了主体性的本质。海丝特在与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碰面后，意识到自己对他者的责任，从自我迷恋转向面对他者。列维纳斯指出，当自我承担对他者的责任时，自我不仅获得了通达与他者的途径，而且开启了自我的主体性，真正拥有了存在的价值。海丝特确立了拯救丁梅斯代尔的目标后，她不再纠结自杀或者被杀的思考谜团，也放弃了推翻清教制度或建立新教派的激进思想。她从危险的自我封闭、孤独的喃喃自语，走向面对他人对话和交流。海丝特的拯救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她在红字中认识到自己的耻辱和罪孽，承认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红字最终实现了它的面纱功能，海丝特永远处于社会边缘，与他者和整个清教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同时担负起抚慰和支持他者的责任。霍桑通过海丝特的最后结局为整个人类展现出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疏离与亲密，距离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