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中“récit”指代叙事,涉及多种文学体裁。布朗肖将“récit”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叙事经验,以及基于这种经验创作的文学作品。他通过书写这类作品,发展出独特的叙事理论。
布朗肖在《未来之书》中通过希腊神话塞壬之歌的故事区分了小说与叙事的不同,将小说比作船队驶向墨西拿海峡的过程,而叙事则类似于奥德修斯聆听塞壬之歌的过程。小说旨在通过不断变化表现人类的时间与故事,而叙事则追求一个难以实现且超出表达能力的独特目标。独特之事,或称为外部、外界,是叙事的核心,它吸引叙述者,却无法被把握。布朗肖认为,叙事与独特之事的相遇是模棱两可的,既非完全发生也非完全未发生,这种相遇同时意味着相离。时间性是理解这种相遇的关键,独特之事摧毁了叙述者的一切当下,使得叙述者与事件的相遇与相离同时发生。布朗肖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布勒东的《娜佳》视为现代性文本中此类叙事的典范,而自己的作品也反映了这种叙事特征。叙事无法走向一个明了的结局,而是与独特之事发生一种微妙、模棱两可的相遇。
布朗肖的中性叙事话语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之间无法实现统一,文学作品追求一种悬置,通过有限的意指肯定无限的意指,指向作品自身的存在。中性空间是现代虚构性作品所处的虚无空间,中性语言是意指作品自身存在的言说。中性关系中,他者以缺席的方式显现,取消了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不再属于看见或看不见的范畴。中性语言的特征是与欲言说之事隔着距离,不以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意指,仅是一种言说,放弃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中性关系中,他者的意义不能被提出,只能以中性的方式被言说,是一种意义的绝对匮乏。文学的本性就是成为幽灵,承担一切意义的预备,把自身还原为仅仅专注于模仿一种还原的还原。文学悬置能指的方式不是通过否定意义,而是将意义释放为某种幽灵式的存在,言说意义与意义之外的各种可能性关系。布朗肖式的叙事作为一种中性语言,遭遇与欲说之事的相遇运动,并隔着虚无的距离进行言说。叙事中不是独特之事在指引叙述者的叙述,而是独特之事的不可见所导致的叙述者与独特之事之间不可测度的距离构造了叙述者的语言。叙述者隔着这一虚无的距离开始叙述,叙事由此诞生。布朗肖的叙事虚构手法是在叙述者和事物之间虚构出一种“不可能的逼真”,存在着某种不可能被揭示的独特之事,同时这独特之事正在真实地逼近。叙述者必须精确、如实地描述遇到的任何事物,将之拆解为各种表象,使一切变得清晰。叙述者意图接近独特之事,但他对表象的接近可以说是一种“遗忘的接近”,因为这一接近的任何内涵都已缺席。布朗肖的叙事话语仅指向叙事自身的某种存在,由此构成一种中性的语言。独特之事作为叙述者的欲说之事,意味着一个绝对的他者闯入了叙述者的遭遇中。叙述者隔着一个虚无的距离叙述自己与独特之事的相遇运动本身。这一叙述见证了他者的一切内涵于叙述者而言的缺席:在叙述中他者总是既非这一个,也非那一个。他者永远在从叙述中撤出,叙述总把他者确立在叙述者的讲述之外。整个叙述从未在独特之事中的任何担保或指引下展开。叙述与独特之事之间永远保持着陌异的关系,而由虚无的距离先已构造的空洞叙述无法被任何具体的所指填充。叙事在将自身悬置为一种虚无的言说本身时,不是通过否定独特之事,而是在相遇即相离的运动中摆脱并回撤到一切可能性和意义之外。这种叙述随着相遇运动的无限重复而重复,作品也指向了作品自身,即叙事逐渐将自身视为作品内部的一种虚无在进行无限的讲话。
探讨了莫里斯·布朗肖的叙事理论中流放式生存处境的概念。布朗肖认为叙事中的距离产生中性声音,这种声音不固定于特定位置,既缺失又多余。叙事无法通过具体事件揭示独特之事,导致叙事倾向于放弃事件,转向重复外界的叙事。这种重复是对相遇运动的差异性重复,使得故事时间成为对相遇运动的无限回归,几乎抽空了意义。叙事揭示了一种被流放于事情之外的存在方式,即流放式生存处境。独特之事从一开始就是空洞的记忆,叙事是持续经受最初缺席的考验。叙事以迂回的方式暗示最初的缺席,使叙述者听命于永恒的他者,肯定他者。这种迂回暗示使叙述者陷入苦恼与无奈,意识到自己被流放到关于他者的一切事情之外,重复的是失败、虚无的生活。布朗肖的叙事拒绝任何救赎的可能性,质疑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前提,清除了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形而上学残余。布朗肖的中性叙事和德里达的“上帝之考问”都体现了写作面向任何事件乃至死亡时的焦虑,总被流放于事件之外。
布朗肖视叙事为包含沉默与被沉默的独特之事,这种独特之事摧毁了当下,仅属于叙事。叙事与独特之事保持虚无距离,不赋予内涵,让空洞话语自由出现。叙述者通过迂回方式肯定他者,但无法解决他者陌异性对生存的困扰。叙述者意识到自己处于丧失救赎可能的流放式生存处境,重复失败、虚无的生活,呈现出彻底的非救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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