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和翻译成就显著，其诗论研究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强调“诗情”即诗的情绪，认为诗的韵律在于情绪的抑扬顿挫。这一诗学观影响了他的翻译实践，追求以诗译诗，译出好诗。戴望舒批评中国现当代诗坛问题，诗歌理论和翻译思想随时间发展。在生命晚期翻译《恶之花》时，其思想和立场趋于稳定，但仍带有各阶段思考痕迹。《恶之花》由六组诗构成，戴望舒选译了24首，收入《恶之花掇英》。学者对戴望舒的翻译研究存在不足，如忽视诗学观对翻译观的影响、对诗的可译性问题讨论不够深入等。本文从戴望舒的诗歌理论出发，探讨其诗论在翻译活动中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如何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与中国新诗和译论产生互动。

一、 翻译风格：内容的让步与形式的和谐

五四新文学运动推翻封建道德和旧文学，新诗的建立依赖于西方诗歌的引入，胡适等人提倡自由诗和白话文翻译，但艺术上显得粗糙。格律派注重形式上的对应，导致新诗内容枯竭。戴望舒提出“诗情”观念，区分诗情与诗的形式和内容，认为新诗应有新情绪和表现情绪的形式，不必局限于新事物题材。他的诗学观影响了翻译观，其《恶之花掇英》译作中，重视诗情，选择与前人不同的翻译策略，不避讳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在主题选译上，戴望舒选择了《恶之花》中24首诗，其中8首呈现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回归，包括田园、爱情和情志寄托主题。在文化意象改写上，戴望舒倾向于归化处理，将法国文学传统中的意象置换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传统意象，以保留阅读流畅性。他的翻译方法区别于“字译”的“雅译”，译作因中国古典美学的参与而典雅传神。戴望舒对诗的形式与内容、诗情的关系有独特看法，认为新诗应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形式不仅是字的排列或新字眼的堆积。他的翻译策略选择、内容和形式上的取舍和变更、对新与旧的态度围绕诗情展开。在内容上，戴望舒认为旧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旧的古典在写诗和译诗过程中的应用无可厚非。在形式上，他反对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旧规律，新诗应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戴望舒对“诗可不可译”问题的态度经历了发展，但存有一以贯之的思路，认为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

二、 翻译伦理：艺术和现实价值的权衡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创作和翻译受现代思潮影响，诗作常被赋予功利主义目的，艺术价值被忽视。戴望舒反对忽视艺术价值的风气，认为国防意识情绪的诗可成为好诗，但必须与诗的形式和谐搭配。他的诗学观影响了他的创作和翻译，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社会使命感觉醒，将民族危亡与诗歌创作联系在一起，同时对浅薄聒噪的诗表示不满。戴望舒在翻译《恶之花》时，正值20世纪40年代，他支持以宽广视角评价波德莱尔及其作品，避开其颓废、丑恶和放纵的一面，突出其反抗和介入、纯真和乐观的一面。在选译的24首诗中，戴望舒通过主题选译和诗句改译，体现出反抗和介入的进步方向，同时在翻译中赋予异域文本以独特的本土色彩，表达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反对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戴望舒的选译和改译展现了中国现当代社会中不同诗学和意识形态对主流地位的争夺，同时批驳了对波德莱尔作品含有“毒素”的指责，为波德莱尔构建了不同于“颓废”的正面形象。戴望舒在翻译《恶之花》时，既保留了诗美，也肯定了诗人的社会责任，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并重。

结语

戴望舒的诗论与《恶之花》翻译展现了文学与翻译的紧密联系，文学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以及翻译活动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恶之花掇英》是中法文学交流的典范，戴望舒从模仿走向创造，中国旧诗在译诗中延续，法国诗学传统在译诗中重生，中国新诗诞生，中国译论得到新思考。戴望舒提出"诗情"论，突破二元结构，为诗歌理论带来新发展。他的翻译思想独特，风格上表现为"雅译"，内容上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形式上重视韵式再现，呈现异化和归化倾向。在翻译伦理上，他强调诗人和译者的责任，要再现原诗艺术价值，发掘译诗社会效用。戴望舒在诗歌创作、诗论研究和翻译中推动了中国现代主流诗学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