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文学批评界经历了“伦理转向”，强调小说艺术中的“新伦理”。这一转向摒弃了传统道德绝对主义，借助解构主义，强调作品意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倡导阅读伦理。新伦理批评将创作主体和作品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分析作家的叙事策略和意图，同时重视读者的立场和阅读方法。21世纪，新伦理批评持续发展，黑尔的《小说与新伦理》是其代表作，探讨了英美现当代小说叙事传统与伦理批评的关系。书中分析了现代主义小说家的非个人化叙事艺术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以及“他性小说美学”在英美现当代小说发展中的作用。黑尔用“他性伦理”指称小说艺术中的三种他者：故事人物、属下他者和作品本身。她围绕人物和作品的异质性展开讨论，强调现代主义小说家以人物为中心建构故事世界，用人物视角和语言塑造形象，体现了人物的自足性和作家个人意志的限制。同时，作品被视为一个他者，具有内在矛盾性和意义不确定性。《小说与新伦理》通过分析詹姆斯等人的作品，阐述了现代主义形式艺术对当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以及新伦理批评对阅读伦理的看法，为小说伦理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小说人物的“他性”

探讨了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他性”及其在伦理批评中的重要性。作者引用《小说与新伦理》一书，指出当代小说家如库切、弗兰岑等，将小说视为一种伦理使命，通过虚构人物来认识自我和世界。人物在故事中扮演伦理主体的角色，同时也是读者体验他性的途径。詹姆斯的形式艺术对当代小说家产生了影响，他们通过情节结构、视角选择和语言策略来展现人物意识。为了保持人物的他性，小说家选择与自己生活经验不同的个体作为主人公，并在创作中限制自己的想象，以尊重人物的独特性。詹姆斯的有限视角和视角切换为当代小说家提供了解决方案，如莫里森的《仁慈》和任碧莲的《俏太太》所示。然而，黑尔在讨论人物他性时，主要关注主要人物，忽略了次要人物及其与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沃洛奇的观点指出，次要人物在故事中的边缘化反映了小说固有的人物系统和社会结构，这也是小说他性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品的“召唤”与阅读的伦理

探讨了新伦理小说批评中作家对他人异质性的责任，以及小说如何通过多声部叙事向读者发出“召唤”。黑尔借鉴巴赫金的“小说话语”理论和列维纳斯的他性伦理，强调了读者在面对作品时应有被动姿态和接受态度。通过分析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品，揭示了小说视角的悖论意义和作家立场与作品意义之间的伦理阅读。黑尔提出，小说的伦理意义在于对他人经验的想象展现，要求读者以放低自我的姿态阅读，并分析作品形式中暗含的作家姿态。通过史密斯的《论美》和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等作品，展示了不同叙事策略对读者召唤方式的差异。

“新伦理”小说批评面面观

深入探讨了英美现当代小说中的他性伦理，并通过《小说与新伦理》一书阐述了新伦理批评的基本立场。作家在创作中应对作品和人物展现层面承担责任，而读者则需响应作品的召唤，发现叙事盲点并提出新见解。新伦理批评没有统一的阅读方法，而是强调从作品形式艺术出发，关注作品复杂性和叙事立场多样性，重视阅读过程，避免单向理解。新伦理批评结合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和后结构主义阅读理论，体现了其立场上的矛盾性，既强调作品意义和立场的不确定性，又将作品视为一个主体。

书中还讨论了新伦理批评理论家如努斯鲍姆、巴特勒、纽顿、吉布森、米勒等对詹姆斯小说的不同解读，展示了他们之间的立场差异。努斯鲍姆强调文学语言和作品样式引发的情感认知作用，而巴特勒则强调叙事情感的有限性。纽顿认为作家的美学原则可能抑制人物他性，而吉布森则指出纽顿对列维纳斯现象学的误读。米勒则从解构主义立场强调读者的责任，认为文学阅读不仅是感受，也是行动。

黑尔在书中提出，有效的新伦理批评应立足于作品形式艺术显现的文本限定，通过反观形式限定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文化意义，辨析文本限定引发的读者立场。他强调，文本限定或释放的叙事信息本质上受到作家所处历史语境的影响。黑尔认为，新伦理批评的目标是辨析文学作品中的伦理价值，建构阅读伦理，推进新伦理批评发展为专业化阅读。尽管书中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能存在争议，但作为第一部讨论小说与新伦理关系的学术著作，其缺憾也是引发后续研究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