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导致物种消亡,全球每年约1000个物种灭绝,34000种野生植物濒危。西方学界兴起植物批评思潮,关注植物生命和伦理。植物批评挑战人类特权地位,从多角度审视植物,影响多个领域。文学研究者从植物批评中汲取理论,形成独特研究范式。文章探讨西方植物批评的起源、演变和特点,以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拓展研究空间,应对生态危机。
在西方文化中,植物生命主体的关注相较于动物主题和象征的书写显得较为荒凉。植物的时间感、生命周期、欲望结构与人类差异显著,导致人们常将植物视为非活生生的生命体。历史上,植物被边缘化,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将动物提升为“感知的灵魂”,而植物则被贬低为“滋养的灵魂”。这种观念影响了后世学者,如阿奎纳、黑格尔和布伦塔诺等,他们均未将植物视为具有灵魂的存在。20世纪末期,柏格森也强调了动植物的二元划分,认为植物由沉睡的意识和无感觉界定。
然而,随着植物学的发展,西方人对植物运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18世纪晚期,英国植物学家史密斯观察到植物的快速运动,查尔斯·达尔文和弗朗西斯·达尔文描述了植物的螺旋运动模式,并推断幼根的感知信息过程与动物大脑相似。20世纪,植物神经生物学的出现和流行,改变了人们对植物的认识,植物被视为复杂的生命体,而非完全被动的存在。
植物批评研究在2013年前后逐渐形成,旨在探寻人与植物的关系。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提出了“植物生态批评”议题,开启了生态批评领域的“植物转向”。植物批评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学者玛德,他的著作推动了植物伦理学的建立与发展。植物批评催生了艺术、美学、文化、文学、哲学以及环境伦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与植物研究之间的关联。
植物批评的内涵与特点包括:关注植物科学领域的新兴思想,特别是植物神经生物学;致力于用新的伦理观念诠释人类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与环境人文学科以及历史、地理、政治、哲学、伦理、诗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研究。植物批评的目标是发现和阐明植物的主体生命和内在价值,重建一种视植物为同伴物种的植物文化。
植物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但常被忽视。植物批评有助于正确认识植物,拓展生态批评维度,促进人与植物新型关系。跨学科交融使植物批评充满活力,与生态批评、物转向、后殖民等交汇形成新学术空间。加入中国元素,融入中华植物智慧,重新思考植物伦理责任,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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