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以探索、发现、归纳和实验为核心的“新科学”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科学革命”，被认为标志着现代与古代的分界。然而，这种历史断裂论忽视了文学与语言在构建知识体系中的作用。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与文学并未像现代那样被视为独立领域，而是相互融合。本文通过研究17世纪英国实验科学和波义耳的科学叙事，探讨了现代科学事实的生产如何依赖于古典语文学的认识论与知识论传统，旨在破除科学与文学的对立观念，揭示科学与文学、现代与传统的内在联系。

“文学世界”：实验科学的认识——知识传统

在1550至1660年间的欧洲，印刷品成为主流读物，资本主义出版业兴起，德波尔塔的《自然魔法》一书因其实验性内容而广受欢迎。德波尔塔通过实验验证古典文学和哲学中的自然现象，尽管实验方法在现代看来可能显得荒谬，但他的实验风格和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影响了后来的英国作家。德波尔塔的实验和文学混杂的方式预示了文学议题的发展，体现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早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即魔术、信仰、规律、文学、艺术统一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自然魔法》的出版与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相呼应，标志着新科学的诞生，德波尔塔虽未系统化研究方法，但认识到实践场景和感官体验在揭示自然中的重要性。

波义耳在《生理学论文集》中承认受到德波尔塔等秘术大师的启发，但批评他们不加批判地转述他人见闻，导致实验结果缺乏实在性。波义耳反对魔法式实验和故事型叙事，试图与德波尔塔划清界限，强调眼见为实需要理性逻辑和严密论证。培根主张将寓言文学与科学知识分开，为皇家学会的知识构建设立标准。波义耳作为培根主义者，主张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学思维方式应与观察、实验、归纳等新科学思维方式分开。然而，新科学的兴起并非完全抛弃语言与文学传统，而是在17世纪文学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人工制造过程中得到推进，新科学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传统紧密相连。

“虚拟见证”：实验室里的文学技术

波义耳在17世纪的科学实践中，通过文学技术的应用，创造了一种新的科学叙事方式。他受到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影响，在自己的文章中频繁使用“实验”一词，引发了与霍布斯等哲学家的争论。波义耳的文学技巧，即“虚拟见证”，不仅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化的一种体现。这种技巧要求实验的见证者像观赏艺术作品一样，通过想象参与实验过程，从而获得一种替代性经验。

波义耳的“虚拟见证”强调了实验事实的可信度，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具有道德基础的重要性。他借鉴了法庭的可信度标准，通过增加见证者的数量和质量来提高实验的可信度。波义耳还利用了印刷技术，通过出版自己的著作，与广泛的读者群体建立联系，使实验室的事实获得了更普遍的认可。印刷文本的可复制性和可靠性，为实验科学提供了“确实性”和“一致性”，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对阅读印刷文本作为获取知识方式的认同。

波义耳的科学叙事方式，不仅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与科学的共同美学行为，也展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双重建构”关系。他的实验科学成功地将文学艺术的认知模式与经验主义原则相结合，为后来的英国经验主义和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本实践”：波义耳的科学叙事

波义耳的科学叙事在《新物理力学实验》中被其本人描述为“叙事”，这与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观点形成对比，后者认为科学与叙事是不相容的。然而，波义耳的实验科学实际上诞生于文学艺术塑形的共感文化中。波义耳的科学叙事不仅仅是模拟文学艺术的感觉认知，更重要的是，它被嵌入了一个基于文学文本的传统中。波义耳的科学事实生产过程与文学行为紧密相连，他通过文字书写、文本传播和阅读习惯等手段，生产出科学事实的表征逻辑。

波义耳的科学叙事风格改革是17世纪文学形式变化的一部分，他反对使用暧昧不清的修辞，并提倡一种朴素的叙事风格。他的作品，如《菲拉雷图斯的少年自传》、《天使般的爱》和《神学的精妙》，都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波义耳在《实验与观察物理》中，将博物志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显示了他对叙事的重视。

波义耳在科学叙事中保留了隐喻、比喻、类比等修辞格，这些修辞在传递知识概念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叙事风格改革是新科学体系内部语言文学认识论改革的一部分，这场改革揭示了科学的二重性：一方面，新科学的理性思维要求清除神话思维，另一方面，这种清除本身却又不得不依靠基于文学认知的叙事实践。

波义耳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致力于寻找新的语言形式来取代传统修辞学支配的知识界。他们的目标是将科学知识的话语从矫饰的、夸张的、浮华的语言风格转变为原始的、简洁的、陈述的风格。波义耳的叙事实践展示了文学是如何作为一种古典传统，参与到现代科学的自我构建中的，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