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安德森和福克纳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和创作。安德森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与福克纳关于种族杂交的争论,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福克纳早期作品中的混血儿角色并未表现出不育症状,这与安德森的描述不符。此外,安德森的回忆录可能带有自我辩护的色彩,因为他与福克纳、海明威的关系在30年代逐渐疏远。学界过去更多关注两位作家在地方素材和工业“畸零人”形象塑造上的共性,而忽视了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争论。从种族视角重新审视两位作家的创作,可以揭示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不同立场,以及福克纳对安德森民族地域观念的反思和超越。这一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两位作家的创作视阈及其在20世纪初美国文学中的地位。
深入探讨了福克纳与安德森在地域观念上的异同。福克纳在《记舍伍德·安德森》中承认受到安德森的启发,将密西西比的家乡作为创作背景,但他并不完全认同安德森的地域思想,尤其是其中涉及种族和民族思维的部分。在福克纳的早期作品《蚊群》中,通过角色道森·费尔柴尔德(原型为安德森)的描写,福克纳表达了对地域写作的质疑,认为艺术创作不应局限于地理环境,而应超越地域局限,展现人类共性。同时,福克纳对安德森的种族意识和地域偏见表示了批评,指出安德森的地域观念可能暗含种族逻辑,如在《讲故事人的故事》中对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刻板描写。安德森的地域思想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人类学和优生学思潮有所交集,但他对英美白人文化的弊端也有所反思,对移民文化持开放态度。然而,安德森的作品中仍流露出对新移民的不满。海明威在《春潮》中也讽刺了安德森的地域思想和种族优生色彩。总体而言,福克纳和海明威都对安德森的地域观念及其背后的种族意识持批判态度。
在《蚊群》中,怀斯曼和裘里斯的观点暗示了种族的内在同一性,与道森的环境决定论形成对比,体现了福克纳与安德森在种族观念上的分歧。安德森的种族观念与文化多元主义相联系,他尊重种族文化差异,反对文化同质化,与“青年美国人”批评家群体有共鸣。他们主张多元文化,反对单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但这种多元主义可能无意中加深了种族隔阂。安德森在《哈喽,美国佬》中强调美国文化的多元种族背景,但这种观点可能巩固了种族本质主义。他对南方黑人文化的欣赏带有原始主义色彩,将黑人视为文化他者,这在《暗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安德森对黑人文化的南方化、原始化描绘可能被解读为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身份。尽管他赞赏黑人文化,但对黑白种族融合持保留态度。相比之下,福克纳在种族问题上超越了民族、地域局限,强调黑白种族的本质同一性。在《蚊群》中,裘里斯的观点否定了环境对人类本质的决定作用。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中从人类演化史角度审视种族问题,强调黑白种族的内在联系。他颠覆了主流白人血统纯洁论,认为黑人才是人类种族的正统。福克纳比安德森更善于洞察黑人的精神世界和对平等人性的渴望。他的作品如《新奥尔良》、《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和《八月之光》中,黑人角色的精神品格和心灵冲突得到了戏剧化、近距离的呈现。
在论文章节“血统观之异见”中,作者探讨了安德森和福克纳在种族观念和优生学血统论上的分歧。安德森对纯种马的偏爱反映在其作品中,如《马与人》和《鸡蛋的胜利》,他将纯种马与白人优越性相联系,而福克纳则通过赛马意象讽刺安德森的白人优越感。福克纳在《舍伍德·安德森》中反讽安德森对纯种赛马的喜爱,暗示其背后隐藏的民族自豪感。福克纳在《记安德森》中进一步指出安德森的美国民族身份中掺杂了血统优越感,而他自己则更欣赏脚踏实地的苦力马。
安德森在《我想知道为什么》中通过主人公男孩对纯种马的迷恋,将马的优劣与人种差异相关联,但男孩后来对白人堕落行为的困惑,暗示了白人并非天生优越。安德森的这种观点可能受到了当时流行的优生学血统论的影响,如高尔顿和乔丹的观点,他们主张通过筛选手段维护白人血统纯洁性。
福克纳则在《沙多里斯》中歌颂了骡子的坚韧和耐心,表达了对骡子不屈不挠品格的赞赏。他在日本接受采访时明确否定了血统差异论,认为所谓的种族血统论只是霸权者抢夺经济利益的说辞。福克纳在《记安德森》中批评安德森的写作风格带有白人优越的内涵,认为安德森过于维护自己的风格,而忽视了文学的国际性。
福克纳在《蚊群》中批评安德森缺乏国际性文学标准,总是写美国式反应的东西,这可能会让他的早期文学成就变得黯然失色。福克纳认为,好的文学并不依赖于特定地域传统或民族思维,而是应该忠于自己的本真,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尽管安德森的作品中融入了民族优越感,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对黑人的苦难深表同情,如在芝加哥种族暴乱期间提供住所给黑人。在《困惑的美国》中,安德森揭露了南方黑人、穷白人矿工和佃农的不公遭遇,呼吁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
福克纳在《记安德森》中回顾了从安德森那里学到的智慧,包括以一块熟悉的地方为起点写作,但他也反思了安德森作品中的民族烙印。福克纳尝试跳出美国传统地域思维束缚,超越前辈艺术家的文学实践,以求从微观世界洞察更复杂多样的人性。
考察安德森与福克纳对地域、种族、优生学的观念异见,对于重新认识两代美国作家创作视阈的动态发展,追溯20世纪初美国文学圈对优生学等科学主义话语的跨界回应,具有重要意义。安德森的文学创作与优生学理论、文化多元主义有交集,而福克纳则在作品中强调全球人类的本质同一性,彰显出超越民族地域局限的文学创作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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