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案》通过侦探小说形式探讨了二战期间纳粹屠犹主题，展现了侦探小说与大屠杀文学在结构上的共通性。小说通过多重视角叙述大屠杀事件，颠覆了侦探小说的权威叙事结构，采用平等主义叙事对抗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夏邦对侦探小说进行了全面改造，通过对原著的挪用和误读，创作出独立于起源文本的新作品。小说对“犯罪—调查—结案”情节结构的复杂处理，改变了读者的期待，取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纠缠的谜案：从谋杀个案到集体屠杀

夏邦在《最后一案》中重新设计了侦探小说的罪行和谜团，偏离了经典侦探小说的惯例。小说中至少有三个相互缠绕的谜团，颠覆了福尔摩斯故事悬念设置的一般规则。夏邦通过降低谋杀案的重要性，弱化了凶杀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将调查的焦点从谋杀转移到二战期间犹太人的命运上，重新定义了犯罪，将其与后殖民语境中的殖民主义、奴隶制、种族灭绝等联系起来。这种转变影响了侦探小说读者的心理预期，迫使他们思考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审视社会秩序的矛盾和不公正。

迷失的调查：理性的失败与帝国的浮现

《最后一案》对传统侦探小说进行了改写，通过侦探角色的转变和调查过程的放慢，质疑了理性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小说中，福尔摩斯不再是理性的完美化身，而是智力衰退，无法解释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等事件。同时，小说通过福尔摩斯与英帝国的联系，将其塑造为帝国的象征，暗示英帝国的殖民暴行与纳粹德国的屠杀行径本质上并无不同。小说通过福尔摩斯的内心独白和回忆，揭示了他对帝国主义的认同，以及英帝国在非洲的暴行与纳粹大屠杀之间的联系。读者在跟随福尔摩斯的调查过程中，不仅见证了理性的失败，也对理性的双重面目进行了重新思考。

未结束的结局：从侦探的权威到他者的声音

深入分析了《最后一案》如何通过改写传统侦探小说的结尾，探讨了侦探小说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的局限性。在传统侦探小说中，结尾通常意味着谜团的解答和秩序的恢复，但《最后一案》却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结局。小说在结尾部分虽然解决了谋杀和偷窃案件，却没有带来预期的释然或喜悦，反而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和社会秩序的脆弱。小说通过模糊化处理数字谜题，增强了未完成感，同时通过福尔摩斯的视角，表达了理性在面对大屠杀等灾难时的无力感。

此外，小说通过灰鹦鹉的视角，以动物作为叙述者，探讨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问题。灰鹦鹉的叙述不仅揭示了其自身颠沛流离的命运，也象征了殖民地受害者的苦难。小说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将非洲人和犹太男孩的命运联系起来，指出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暴行与欧洲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

《最后一案》的结尾没有证实福尔摩斯的权威，而是展示了理性的局限，引导读者思考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夏邦通过间接书写大屠杀，借鉴后殖民主义的逆写技巧，揭示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大屠杀之间的深刻联系。小说的书写方式体现了“犹太人想象”的特点，通过重复和评论经典文本，使大屠杀的记忆得以持续。尽管夏邦的书写具有深度，但其效果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