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沃伦·斯托达德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作家,以太平洋游记著称。《夏威夷生活》由31篇札记组成,描绘了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果园、交易市场和中国劳工等景观,这些景观背后隐含着政治权力的印记。景观不仅是自然和文化的混合体,也是权力结构的产物,通过景观书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暴力得以象征性重写。斯托达德的作品将夏威夷景观融入19世纪末美国在太平洋的权力版图想象,探讨了荒野和田园景观与帝国权力图谱之间的关系。
斯托达德在其作品中将太平洋描绘为一幅如画的“荒野”景观,与北美大陆的“无人耕作”新大陆相提并论。他通过“发现”和“见证”的修辞手法,聚焦西方地理发现的巅峰时刻,并通过“凝视”实现对自然景观的象征性占有和掌控。19世纪后半期,美国特色的荒野想象开始影响太平洋岛屿的自然风景。麦尔维尔的《白鲸》作为美国文学中太平洋“荒野”想象的开创性作品,将太平洋比作北美大陆荒野上的“大牧场”和“大草原”,激发了美国人的土地拓殖欲望。斯托达德追随麦尔维尔的脚步,来到夏威夷群岛探险,被那些人迹罕至的岛国风景所吸引。哈雷阿卡拉山等自然景观被赋予了美国特色的荒野意象,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诱惑力。斯托达德对“大山的秘密中心”心驰神往,将太平洋岛屿上的深谷、溪流、山峰、悬崖等荒野意象,以及作为“自然之子”的土著居民,都视为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将夏威夷社群编码成原始族群,将土地描绘成没有耕作和劳动痕迹的原始自然景观。斯托达德的太平洋荒野景观实际上成为了“新大陆”的转喻表征,通过这种转喻,土著居民与土地被剥离,他们的权利和与土地的关系被否定。太平洋岛屿被简化为纯自然空间,土著居民和土地的社会经济痕迹被抹除,环境中的变迁被“自然化”。斯托达德的描写使太平洋被转喻为“新大陆”,象征着一种荒野式的初始状态,岛上的原始、孤寂的山谷和村落仿佛在等待白人殖民者的到来。这种转喻为知识和权力的交接搭建了理想的舞台。
斯托达德在探索太平洋“新大陆”时,采用了基于向导引领的“探索”和“发现”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修辞,用以强调知识与权力的交接。在伊奥山谷的描述中,他将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比作“等待发现的宝藏”,而所谓的“发现”之旅实际上是在土著向导的带领下进行的,这位向导象征着不在场和缺失的存在。斯托达德通过这种修辞,将当地知识转变成与欧洲形式和权力关系有关的知识。在哈雷阿卡拉山的观赏日出之旅中,他感叹自己站在地球的最顶端,象征着帝国权力的交接。斯托达德认为,自己最适合承袭王冠,成为知识的接受者。他通过“见证”的修辞和“发现”的巅峰时刻,清空了夏威夷自然景观中的原有意义,标示出殖民活动的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植入了源于帝国文化的新意义。
斯托达德的荒野景观书写运用了“风景的审美化”和“意义的稠密”手段,创造了“发现”与“见证”的美学价值,这些价值在于在太平洋的风景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帝国的文化基因。他将哈雷阿卡拉火山口审美化和编码成以帝国殖民者的愉悦感为中心的观赏产品,同时将太平洋的风景与帝国文化相关联。原本探索自然风景的冒险之旅变成了带有宗教意义的朝圣之旅,体现了帝国文化对太平洋风景的入侵和挪用。
斯托达德在其太平洋景观书写中,通过“发现”与“见证”历史中的“宝藏”景观,将这些景观纳入帝国知识体系,并通过“凝视”实现象征性的占有和权力制图。他采用居高临下的全景视角,通过直线透视法,将空间作为客观实体进行控制和把握,产生视觉权力,补充对土地的现实权力。斯托达德的景观描写,通过透视法的基本模式,站在有利位置凝视全景,建立起直线关系,调控景观中的所有成分,将山谷表征为观者的空间财产。他通过视觉权力,充当制图学家角色,绘制帝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图景和前景。斯托达德的太平洋图景,是一种利用空间表征实施权力分配的权力地图。他通过“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习俗”对山谷风景进行“支配、框定、编码”,建构起一套“复杂的标志系统”和一种“视觉架构”,呈现出具有强烈“绘画”意味的帝国景观。在视觉架构层面,斯托达德通过想象将山谷的风景组织成前景、远景、次远景,建构起以观察者为固定视角的空间秩序,同时借由视角权力对空间进行布局和规划。他以审美的名义对视觉中的景物进行选择和构造,绘制出一个面向殖民未来的地图。在斯托达德笔下,伊奥山谷景观被构造成长而深的方格状画卷,其上依次排列着“甘蔗田”“沙滩”“海湾”“岬角”,这些景物看似无关,实则通过帝国的“殖民未来”联系在一起。
《夏威夷生活》中,斯托达德描绘了一种介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半原始主义”状态,创造了一个富饶、宁静、和谐的田园景观,体现了美国的田园牧歌理想。然而,这种“新花园”实际上是乌托邦幻象,掩盖了种植园中残酷的专制、剥削和压迫。斯托达德将夏威夷乡村生活理想化,塑造了一个“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牧歌景观,但这种景观只是他的美好幻想,是一组关于幸福、成长和劳动的隐喻。田园牧歌景观将太平洋纳入美式理想,成为开拓边疆神话的一部分。斯托达德在太平洋的田园景观中编织起“黄金时代”的幻境,但机器的声响打破了田园的和谐,揭示了工业化对田园神话的反制力量。斯托达德构造的田园景观是乌托邦的假象,模糊了景色与内部暴力关系,掩盖了种植园主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种植园催生的种族多样性和民族复杂性社群,远非斯托达德展示的平等和友爱,田园景观掩盖了族群矛盾。斯托达德通过“发现”和“见证”修辞,实现对自然景观象征意义上的帝国权力控制和占有,塑造了一幅田园牧歌式景观,但这幅景观本质上是农业乌托邦的假象,遮盖了专制、剥削和奴役的社会现实,回避了真实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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