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过去五十年，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言容忍度显著增加，语言权利受到更多关注。澳大利亚作为多语种和多元文化国家，其语言政策和文化研究范式反映了全球化进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的语言与文化学科发展，体现了语言和学科多样性的交汇。论文通过分析《语言规划与政策的交叉》论文集，探讨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与高校语言学科发展史，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科交叉边界，以及高校在语言规划和政策执行中的作用。同时，研究还关注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在处理语言与文化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以及土著语言文化的发展。通过具体案例，论文综述了语言政策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语言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2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与高等教育中语言学科发展研究历史回顾

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与民族发展紧密相关，经历了从殖民时期的放任到二战后的同化政策，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的转变。1978年的《关于移民抵达后提供计划与服务的审查报告》强调了文化和语言的保留与尊重。1984年，澳大利亚参议院提出了包括英语能力、其他语言维护、多语言服务和第二语言学习机会在内的语言政策指导原则。尽管有政策支持，但1996年后政府对语言教育的支持减少。20世纪90年代，政策转向支持重要少数族群和经济文化重要语言。高等教育中，语言学科的发展受到制度性、系统性因素和领导人物的影响，不同语言学科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发展存在差异。意大利语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稳固，但随着需求变化，教学范围也有所缩小。高等教育领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需要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及时调整课程设置，保证资金投入，并任命强有力的领导以推动课程创新和研究文化。

3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语言课程新途径的寻找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语言课程新途径的寻找章节探讨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其对高等教育语言课程的影响。澳大利亚经历了从单语向多语、从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高等教育领域需要对语言政策有正确的认识，并在课程设置、语言类型、授课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澳大利亚大学的语言课程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大幅下降，面临语言危机。产生语言危机的原因包括语言课程保留率和学生退学率低、政策和规划的间隙、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对经济效率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和重视，将高校的语言教育视为培养跨文化和人际交往技能的平台。同时，高等教育需要通过强调灵活的学位结构、实现从中学到大学语言学习的平稳过渡；需要从关注性别问题等方面入手，进行有利的规划和改革，以促进学生继续学习语言课程。课程设置的创新是获得语言文化研究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如墨尔本大学法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语言实践的重塑需要大学主动制定语言学习政策，积极倡导改变课程规划和设置，设法使其实践适应不断变化的使命。

4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新审视及互动发展范式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的语言与文化研究强调了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在现代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不仅关注语言教学和专业研究，还涉及语言与各学科的交汇。澳大利亚高校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经历了从传授文化知识到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过程。研究者们认识到，语言与文化研究应产生实用的技能、知识、意识和态度，以满足国家在多个领域的需求。

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语言学科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日益增多，研究人员具有更广泛的学科背景，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等。这种交叉融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语言技能，还加深了他们对相关文化的理解。例如，墨尔本大学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课程中引入饮食文化研究，西澳大学将戏剧表演引入德国研究课程。

墨尔本大学的Anthony Pym提出翻译过程是多种交际活动，翻译活动体现了民族差异性，尊重多重文化身份。Ducasse和Maher通过基于课堂的评估框架，在翻译教学实践中体现了跨学科范式。《国家语言政策》强调了笔译和口译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主要机构LCNAU建立了“笔译与口译文化团体”。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在语言学习中纳入了工学结合要素，LCNAU建立了工学结合语言学习群体，帮助学生在语言、文化丰富的环境中积累经验。例如，墨尔本大学的“工作中的语言”项目，弗林德斯大学的“行动中的语言”项目，科廷大学商学院的“与欧洲做生意”课程。

适应性学习技术和移动学习技术是高等教育中语言教育个性化和混合化的创新。许多澳大利亚大学的语言文化教学正走向在线或者混合教学。例如，弗林德斯大学的“现代希腊”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西悉尼大学的日语101在线课程，西澳大学的意大利语初级课程。

Dornyei的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解释了二语学习动机，自主学习能力是本科生的关键能力，合作学习强调学习者在小组中的相互依存过程。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语言科目流失率较高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对二语学习的动机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将自主学习任务和反思性任务融入语言教学之中，鼓励学生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5 澳大利亚土著语言文化的发展

Schiffman提出语言政策与文化紧密相关，研究时应考虑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历史悠久，是原住民文化和环境认同的体现。18世纪末，欧洲移民到来前，原住民有200多种语言和方言。但欧洲人的到来导致原住民地位被否定，语言和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直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才开始逐渐承认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1987年《国家语言政策》提出维护和发展土著语言，但目前只有20-25种土著语言仍在使用。2021年《国家土著语言报告》显示，约120种土著语言仍在使用，但只有12种为儿童使用。虽然1989年"原住民教育项目"为土著语言教育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主要目的是提高教育服务，而非专门发展土著语言和文化。土著语言是澳大利亚宝贵的民族遗产，教授这些语言有助于了解国家历史和人民。但目前澳大利亚大学中土著语言教学还很有限。阿德莱德大学语言系负责人Amery分析了学习土著语言的重要性，认为这有助于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为土著语言的存续努力。土著语言教学还能为母语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培养师资。Amery还比较了强势土著语言和复兴土著语言学习的不同目的。南澳大利亚州是土著语言教育的先驱，通过TAFE部门开设了濒危土著语言课程，已有62人获得证书。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提供了强势土著语言雍古语的学习，旨在了解语言历史和文化技能。2017年成立了高校教授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工作组，旨在支持和促进土著语言教学，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支持教师培训。在欧洲人定居澳大利亚200周年之际，促进土著语言生存和非土著居民对土著语言文化的欣赏认识，已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国家义务。

6 结语

论文集《语言规划与政策的交叉：建立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探讨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与文化研究，强调了语言使用者活动、微观研究和教育领域的扩展。通过民族志方法，研究了语言政策与文化互动，反映了多元文化认同对政策的影响。研究目标包括社会认同、语言与跨文化能力对社会机会的作用，以及族裔群体、国家、个人间的交流合作。论文集指出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在语言与文化学习方面的不足，如选修课程限制和中文学习实践的缺失。澳大利亚大学已形成语言与文化网络，包括ILTAC、Indigenous Language Cluster、TICL和WILLS，这些团体在高等教育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面临的挑战包括人文学科资助限制、语言学习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民族主义复兴和英语国家的单语思维。学者们需将教学、管理和研究紧密结合，以开拓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