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讨论了在国际体系格局巨变和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国际话语权挑战。指出了外语学科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包括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和对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关注。介绍了“首届国家话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高层论坛”的举办情况，包括会议主题、参与专家和讨论议题，强调了跨学科视角下外语学科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中的作用。

2 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话语能力提升

深入探讨了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强调了国家语言能力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基础。张天伟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在多个维度上运用语言处理事务的能力，而国家话语能力则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现。国家语言能力体系包括人才、技术、资源、媒体和策略等要素，是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能力。张天伟还提出了评估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的具体指数，为国际传播中的能力分析提供了科学评估手段。

章节还讨论了外语学科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方面的作用，强调了外语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理论自觉性和学科交叉性。王文斌提出“十四五”期间外语学科应提升理论自觉、进行理论创新，并处理好学科独立性与融合性的关系。他建议制定外语战略规划、培养高端外语人才、加强顶层设计，并强调了“国家意识”在外语学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此外，章节还探讨了国家语言能力如何助力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孙晓萌等认为语言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提出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解决语言能力的结构性矛盾，并实施精准传播策略。孙晓萌还强调了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中的重要性，指出了解世界对于国家语言能力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战略至关重要。外语专业发展应结合战略需要，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以提升国家意识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3 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路径

国家话语能力建设需宏观统筹，实现从语言规划到话语规划的转变，明确目标、任务和重点维度。沈骑提出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是语言规划学科转型的重要命题，强调“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他提出国家话语规划的六个基本内容，包括话语本体、地位、教育、声誉、翻译和技术规划，并提出三大目标：建立国家话语资源库、评价指标体系和全球话语生态共同体。赫琳认为国家话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四个重点维度：强化议题设置、注重话语体系建构、调适话语表达和实现话语传播策略的突围。这些建议旨在提升国家话语能力，促进国际传播，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4 国家话语能力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体现

国家话语能力建设需多部门合作，结合外语教学与语言规划。对外话语能力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包括外语交流、沟通说服及专业能力，对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孙吉胜提出对外话语能力与体系建设的路径，强调话语内容、风格、主体、传播平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樊吉社指出中美战略竞争下，对外话语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建议重构对外政策叙事，加强国际传播，清晰诠释中国政策，讲好中国故事。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应服务于外交目标和任务，清晰阐述中国政策，说服世界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逻辑和贡献。外语学科的跨文化和国别区域研究对跨文化知识和对象国文化了解，有助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5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新技术如5G、VR的推动下，正经历着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转变。曲茹在其研究中将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目标明确、理论深化和体系完善。在目标明确阶段，强调了“二加三”战略规划的重要性；理论深化阶段则要求细化发展路径和深化战略布局；体系完善阶段则需适应新形势和挑战。曲茹还通过故宫文创和李子柒视频传播案例，提出了打造文化IP以展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方法，并系统解读了国内IP的特点和痛点。杨枫则将翻译研究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相结合，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跨文化交流和知识系统交流的途径。他强调了翻译在话语权和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以及在国际传播中外语学科的重要性。翻译活动在多模态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应从语言和文化转化提升至话语和知识建构。

6 国际传播中的媒体形塑与话语建构

深入探讨了中国国际传播在西方媒体议程设定、媒体形塑和污名化压力下的挑战。国内学者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揭示了西方媒体话语中的偏见和歧视，以及其隐蔽的话语霸权。杨柳樱子等提出分析西方媒体话语霸权的隐蔽性策略，有助于中国争取对外舆论斗争的主导权，并建立稳定、有力的话语特征。辛斌强调了在媒体形塑时代，中国需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和感召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提出了提高议程设置能力、接地气、锤炼讲故事技能、重视对话性和新媒体作用等策略。王磊则分析了危机时刻媒体话语的策略，指出西方媒体在危机时刻的污名化策略与外交政策的结合，以及如何通过媒体话语为外交政策进行合法化论证。他通过案例分析，阐释了媒体危机话语在构建共识、定义国家身份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提高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的依据和启示。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媒体话语背后的社会网络及历史、文化因素，为国际传播学界提供了分析佐证和启发。

7 国家语言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自20世纪7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成为语言学领域的重要流派，它们通过结合提供了深入理解语言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方法。张辉提出，认知语言学在解释语义时存在个体化原则，忽视了涉身性和主体间性，而通过现象学观点和涉身主体间性概念的融合，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田海龙则提出“话语互动”概念，强调社会活动主体间通过语言实现的社会互动，其“三维—双向分析模型”为理解国际传播中的话语误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理论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语言学的理论支持，促进了批评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研究的发展。

8 结语

外语学科在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角色，其研究领域如语言学、话语分析和翻译学对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至关重要。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增强国家话语能力的基础，而有效的国际传播则是检验国家语言能力的标准。国家语言规划应转向国家话语规划，以建立全球话语生态，同时关注话语主体和受众，制定“一国一策”的规划。外语学科人才培养需强化国家意识和话语能力，语言规划研究应关注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路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关键，需明确评估指标和建设路径，通过国际传播构建对外政策叙事。翻译在国际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翻译知识学是未来发展趋势。批评话语分析有助于揭示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和系统性偏见，认知语言学有助于理解国际传播中的受众差异和文化认知。本次会议聚焦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话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提出外语教学应服务于国家战略，促进国家话语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会议成果展示了外语学科在新文科背景下的新思路，服务于国家战略，下一届会议将继续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