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回顾了2019—2020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68篇成果，强调了研究的创新性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性。通过主题词检索，提炼出三种新趋势：一是对关键概念和经典思想的澄清；二是界定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取向；三是阐释中国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这些趋势基于研究成果的逻辑与结构一致性进行归类。

2 关键概念、多学科特性及经典思想的知识溯源

深入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关键概念、多学科特性以及经典思想的知识溯源。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首次提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概念，随后该领域研究不断深化，形成了四种命名传统，均基于文化边界的预设。2019—2020年的研究者进一步厘清了文化边界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探讨了文化边界的表征，如赵月枝教授对“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概念的多义性进行了阐释。李智教授提出国际新闻传播中的语言书写应超越地缘文化决定的“话语图示”共同体。冯济海强调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建构贴近现实的跨文化关系。赵汀阳探讨了文化边界问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指出民族国家兴起、文明竞争、宗教建制和意识形态推进是文化边界形成的基础。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多学科特性在2019—2020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余霞和钟年探讨了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心理学的互涉特征，郭镇之研究了文化地理学中的概念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王祎主张用“接触地带”理论建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复杂性。盛阳重校了全球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点，强调深入理解传播现象的全球化语境与政治经济过程。

在思想史脉络、经典文本及经典实践的重新评估与确认方面，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引入了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预设及对思考视野的反思。展宁探讨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诞生与美国国内传播效果研究的关联，汪罗强调了从文化地理、文化政治与文化哲学三个层面重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史安斌挖掘了达拉斯·斯迈斯《中国笔记》的学术史价值，姜飞从思想史价值、文化内核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阐述了国际传播思想体系中“中国之中国”的实践历程及其世界意义。单波指出中国的国际传播目的不仅是向世界阐释中国，也是为了找到中国融通世界、对话世界、走向世界的路径。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框架。

3 双重视野的理论想象

探讨了2019—2020年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趋势，强调理论想象应从跨文化实践出发，关注技术变革对社会理论的影响。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曾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但近年来出现了结合社会理论与历史阐释的优秀著述。研究趋势包括“技术逻辑”路径，强调技术变革对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和观念的影响，以及“技术–社会”和“技术–知识”互动模式，关注技术、社会和知识语境的相互关联。研究者如刘滢、史安斌和王沛楠分别从5G技术、全媒体和视频转向角度，探讨了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转型。同时，研究也关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重构全球传播秩序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媒体在全球传播中的新角色和方向。此外，研究还涉及了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问题，包括话语施行者、内容、对象、平台和反馈，以及建立交往话语权以消解话语霸权。

4 主流媒介生态、重点时间节点及重要事件的现实聚焦

在2019—2020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聚焦于媒介融合，旨在解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问题。媒介融合被视为增强中国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需要多主体参与和协作。研究强调了导向、内容、传播趋势、表达思维、叙事策略的重要性，并提倡变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维与理念。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为研究的关键时刻，对外传播观念与传播思想的变迁受到关注。中国对外传播思想经历了从单向宣传到全方位主动式国际传播的转型。个案研究中，中美新闻主播的“跨洋对话”成为讨论焦点，展示了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努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研究焦点，研究者探讨了疫情对跨文化交往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这一时期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的建构也是研究的主要议题，学者们探讨了如何利用中国文化、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来促进中国故事和形象的良性建构。

5 研究反思与问题前瞻

2019—2020年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体现在对关键概念的创新性勾勒、“技术–社会”与“技术–知识”互构模式的深入关联，以及对新传播生态和重要时间节点实践的学理观照。然而，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知识溯源”和“理论想象”文献占比低，暴露基础研究不足；二是跨学科研究品质需进一步下沉到知识生产路径和研究传统的批判反思；三是理论意识未能充分适应新知识生产诉求，存在“为比较而比较”的研究意识。为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应强化基础研究，重视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探究跨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资源的意义与价值，并建立自觉意识，以多维视角和动态过程深入理解跨文化实践背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