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诺尔顿》是默里克唯一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特奥巴尔特·诺尔顿及其身边人物的命运。小说以线型叙事原则展开,但叙述并非直线进行,而是通过回忆、日记、戏剧和诗歌等元素,形成互文关系,增加了叙事的厚度和多层面性。小说中的“姿势”在叙述文本与图像张力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文本建构功能和意义指向。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分析,包括交往问题、文本与图像音乐的关联、文明与艺术关系以及图像与想象力的探究。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姿势”在小说中的作用和意义。
小说《画家诺尔顿》通过主人公特奥巴尔特·诺尔顿的画作探讨了姿势在图像引语中的凝固与流动。亚斯菲尔德男爵对诺尔顿的油画和速写的描述揭示了姿势作为他者指向和自我指向的过程,与身体紧密相关。油画中水妖伸出手臂的姿势和少年的矛盾反应展现了主动与被动的对比。速写中的“图像姿势”则通过死亡意象和语义要素,如夜蛾、死人的脸和腿、坟茔等,暗示了小说的主题。第三幅画中的吉普赛少女肖像,虽未直接描述,但通过叔父的日记和观画人的反应,展现了其魔性美和与主人公命运的关联。这些画作中的姿势不仅凝固了欲望/恐惧和死亡的主题,也作为体态和人构画面成为小说叙述的建构要素。
深入探讨了叙述如何将图像中的姿势重新赋予生命力。通过阿甘本的理论,作者分析了绘画中的姿势如何被叙述激活,从而在小说中流动。小说中的图像引语如“水妖”和“死神聚会”虽然指向静止的瞬间,但其所蕴含的活力却推动了叙述的发展。这种活力通过重复和变异的方式,将姿势嵌入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中,如诺尔顿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以及剧中剧和诗歌中的表现。这些姿势在凝固状态中保持核心,同时因场景和情节的变化而产生形变,促进情节发展并在不同文本类型间形成互文性,实现意义的叠加和移位。特别是诺尔顿与伊丽莎白的第一次相遇,以及吉普赛少女伊丽莎白的艺术形象,都在小说中得到了重复和变异,形成了一种预言死亡的指向性姿势。最终,吉普赛少女伊丽莎白带走了诺尔顿的灵魂,这一过程由花匠的盲眼儿子见证并叙述,展现了叙述与图像交互中的“姿势”凝固与流动的复杂关系。
默里克的小说《画家诺尔顿》中的姿势展演受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体态”和“人构画面”叙述方式的影响,这些概念源自绘画和戏剧艺术。姿势在叙述文本中的流动是其凝固意义瞬间的释放。瓦尔堡的“激情公式”揭示了图像符号的传承力量,认为图像符号是文化的“能量储存”。小说中的诱惑与被诱惑主题深植于德国和欧洲文化传统,如塞壬、小美人鱼等水精灵形象。默里克引用的是文化记忆中的图像引语,通过“人构画面”的形式展演,赋予姿势相关性。姿势具有交往功能,如少年对女妖的矛盾态度。小说叙事中他者的指涉意义复杂,凝固在图像引语中的姿势在叙述流动中转化成符码,意义指涉变得多元模糊。诺尔顿的叔父与吉普赛少女的爱情关系展示了自我与他者的吸引和冲突。伊丽莎白成为文明社会恐惧的对象,诺尔顿与她的关系是艺术与市民道德秩序的冲突。小说表现了新时代人越界欲望与世俗道德规范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分裂。阿甘本认为现代图像的神话性凝固已被打破,人们应谈论姿势。小说中的“姿势”作为有意识的回忆,指向文化记忆的图像引语,其活力在文字中发挥,成为具有情景特征的事件。姿势指向令人向往又恐惧的“他者”,如美、情欲、野性、死亡。个人欲念与市民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中,姿势凝固为难以摆脱的死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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