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丢”一词在德语文学中经历了从“姿势”到“态度”的词义演变,其舞姿特征为单腿站立、另一腿控制空中的定格瞬间。研究“阿提丢”舞姿的意义在于探讨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的联系,以及姿势与内心世界的关联。《吉赛尔》和《睡美人》等芭蕾舞剧通过“阿提丢”舞姿表现人物性格,体现了文学作品中对这一舞姿的记载与展现。目前对“阿提丢”舞姿的研究多集中于歌德时代表演和芭蕾技巧,而其与单词Attitüde的联系、在文学中的呈现尚待进一步探索。在录像设备未普及的时代,文学是记录舞蹈的重要载体,作家如何捕捉并展现“阿提丢”舞姿,赋予其文学属性,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古典主义文学中,“活体画”形式的“阿提丢”是一种模仿画像的表演艺术,演员通过肢体语言模仿古希腊雕像与绘画人物。18世纪末,“阿提丢”一词开始在文学与报刊作品中频繁出现,与“活体画”的流行密切相关。这种表演艺术的盛行是18世纪下半叶的时代产物,受到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研究的影响,激发了对古希腊艺术的热忱,促进了对身体观察和肢体表达的思考。
英国漫画家荷加斯在《美的分析》中分析身体线条,推测人物的阶层与性格,提出蛇形线条是最优美的线条,对席勒的美学思想产生影响。瑞士思想家拉瓦特将面相学作为分析人物内心世界的依据,德国哲学家利希滕贝格通过分析体态与动作洞察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些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探索,为“活体画”的诞生提供了时代背景。
“活体画”与“阿提丢”表演艺术体现了身体在“展现”和“被展现”的双重角色。身体既是表现画作的媒介,也是行走的“画作”,成为被观察的对象。戏剧学研究者布兰登-丽斯认为,“活体画”体现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瞬间”,是绘画与表演艺术的“中间状态”。
歌德将“阿提丢”定义为“富有含义”的,能够“表达情节或思想的姿势”。在“阿提丢”表演中,一系列姿势被视作肢体符号,每个动作的转换相当于符号之间的空格或文字叙述的标点。这使得“阿提丢”被赋予了语义学与符号学范畴的观察视角,具备与文学类似的叙述潜力。
汉密尔顿夫人的“阿提丢”表演给歌德留下深刻印象。她模仿的角色瞬息万变,通过姿势的变化营造出类似连环画的效果,赋予绘画艺术叙述的潜力。歌德在《意大利游记》中形象地描述了汉密尔顿夫人的表演,突出了身体姿势与表现效果之间的联系,强调了“阿提丢”的表意含义。
文学对“阿提丢”的诠释,不仅是对相应姿势的诠释,还借助姿势的频繁变换,在文字中体现变换的节奏,彰显表演律动与语言节奏的相似性。歌德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通过迷娘的铃鼓舞表演,展现了“阿提丢”表演的舞蹈动作,凸显了身体图像与连贯动作的结合。
总之,古典主义文学中的“阿提丢”表演艺术,通过模仿画像的形式,展现了身体在“展现”与“被展现”中的双重角色,体现了肢体语言的表意功能和叙述潜力。这种表演艺术的盛行,是18世纪下半叶对古希腊艺术热忱和对身体观察、肢体表达思考的时代产物。
在浪漫主义文学中,“阿拉贝斯克”舞姿与文学创作理念紧密相连,体现了交融与平衡的特点。19世纪初,随着歌剧院的普及和商业化,艺术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发展空间,芭蕾舞姿“阿提丢”应运而生,并在布拉西斯的《忒耳普西科瑞法则》中得到详细论述。该舞姿要求舞者展现高超的平衡能力,通过身体纵轴的垂直、手臂与动力腿的协调以及颈部与双脚间的内在连接来实现。“阿提丢”舞姿的雕塑感与其本义“姿态”(Haltung)相关,强调保持不动的“凝固”瞬间,同时受到绘画艺术的启发。
“阿拉贝斯克”舞姿,作为“阿提丢”的延伸,其特征是四肢的横向与纵向交错延展,形成十字形状,展现了线条之美。这一舞姿不仅在芭蕾舞剧中扮演重要角色,也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理念相呼应。施莱格尔将“阿拉贝斯克”应用于文学创作,强调形式与内容、人工与自然等元素的交织与缠绕。霍夫曼则在文学作品中展现了“阿拉贝斯克”与“怪诞”的融合之美,突出了艺术的界限与张力。
“阿拉贝斯克”舞姿的发展与性别转变有关,女性芭蕾舞者如塔里奥尼和埃尔斯勒通过这一舞姿成为公众焦点,但这也导致了女性身体成为观察对象,并未实质性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19世纪的芭蕾舞剧常取材于文学作品,展现超自然形象与人类的共舞,其中“阿拉贝斯克”舞姿被用来突出形象的捉摸不定和抽象轮廓。
文学中的“阿拉贝斯克”舞姿被作家赋予了更多含义,他们通过舞蹈表达美学观念或对舞蹈进行评论和批判。一些作家如伯尔纳和海涅对芭蕾舞的技巧性表示批判,而女作家埃尔斯塔特则以悲悯的讽刺来描绘舞姿。尽管古典芭蕾的主导地位已削弱,但“阿提丢”和“阿拉贝斯克”等舞姿仍然是舞蹈艺术中的核心,体现了身体的画面感与雕塑性,以及舞者对身体的控制力。这些舞姿在艺术技巧与表达的平衡上仍存在争议,是舞蹈评论界的热门话题。
20世纪现代舞中“阿提丢”舞姿经历了显著变化,舞者身体后仰,动力腿向前,与古典芭蕾相反,展现了失控与跌落。这种后仰舞姿在现代舞先驱中流行,成为潮流。后仰舞姿在文学作品中与古希腊酒神狂女形象有关,歌德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描述了舞蹈中的后仰舞姿,将其与酒神狂女联系起来。海涅在《佛罗伦萨之夜》中也通过舞者劳伦斯刻画了类似的舞蹈。19世纪下半叶,夏尔科将歇斯底里病症与头部后仰姿势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进一步将身体姿态与心理诊断联系。霍夫曼斯塔尔在《厄勒克特拉》和《丘比特与普绪刻》中描述了后仰舞姿,强调了其与酒神狂女形象的联系。后仰舞姿在现代舞中代表了身体与心灵的链接,女性舞者用后仰舞姿回应了性别讨论和女性主义思潮。后仰舞姿的不稳定性强调了失衡,预示着20世纪初拒绝教条、突破束缚的时代思潮,舞蹈成为表现各种美学范畴的艺术形式。
“阿提丢”舞姿在现代艺术中仍具影响力,如街舞、体育摄影、舞台表演等。它在芭蕾舞中占据核心地位,衍生出多种经典舞姿,如阿拉贝斯克。“阿提丢”舞姿在杂技、瑜伽、足球等领域广泛应用,成为衡量芭蕾舞演员技艺的重要标准。其身体中心位置和姿态表意作用,使身体成为符号与图像的载体,也是内心情感的媒介。从美学角度看,“阿提丢”舞姿彰显舞者技艺,拉近舞蹈与视觉艺术的距离。它在舞蹈中的停顿作用,增强动作的结构性质。在文学作品中,“阿提丢”舞姿的图像性和符号性是分析和阐释的基础。18、19世纪文学记录和评论舞蹈,也引领舞蹈发展。20世纪“阿提丢”舞姿的变体在文学中得到展现,为舞蹈家提供灵感。作家们利用“阿提丢”的视觉效果和停顿之意,让舞姿在文本中凝固,产生新的艺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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