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何为启蒙？》中对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进行了批判性解读，认为康德通过差异性机制描述启蒙和现代世界，强调现代性思考的独特范式。康德将启蒙定义为“出口”，关注现时性，而非历史进程的终极目标。福柯强调康德启蒙文本中现代哲学使命与时代反思的联系，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新提法。福柯认为启蒙现代性是面向现时性的批判性精神气质，需要考古学或谱系学视角来理解现代性的正当性问题。史蒂文·史密斯在《现代性及其不满》中探讨了现代性与正当性的关系，指出现代性面临普世主义话语的挑战、异化问题和道德空虚等困境。本雅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思想家也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汉斯·布鲁门贝格与卡尔·施米特的争论反映了启蒙与反启蒙、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他们都试图为价值虚无主义时代提供方向指引，书写服务于生命的历史。

一、 世俗化：一个不正当的历史范畴？

探讨了世俗化叙事在现代历史想象中的核心地位，指出它提供了一种理解欧洲或西方文化演变的框架，强调了宗教从公共生活退却、人类自主性与主体性的兴起，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自足系统化。同时，指出世俗化叙事中存在的内在思想疑难，如现代世界对超验性图像和语言的依赖，以及现代性概念与基督教历史语义的联系。布鲁门贝格在《现代的正当性》中批评了世俗化表述的泛滥，认为它不能公正地阐明现代世界的现象性。他提出，现代性并非完全脱离中世纪基督教思想，而是与之有着更深邃且辩证的联系。布鲁门贝格试图从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挖掘出推动意义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机，以构建一种不同于世俗化叙事的现代性谱系学。此外，章节还讨论了世俗化概念的法律含义，以及它在现代性批判中的角色，指出世俗化叙事中的实体神话取消了现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权利。

二、 诺斯替主义与现代世界的生成

《现代的正当性》一书中，作者探讨了现代性与自我主张、自我确证的需求之间的联系。布鲁门贝格认为现代精神或理性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诺斯替主义在现代世界生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诺斯替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晚期，它强调了人类存在的“陌异感”，并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中体现了存在论式的焦虑和恐惧。布鲁门贝格通过“提问—回应”的模式，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连续性，强调人类在自身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秩序性联结的必要性。

诺斯替主义试图解释恶的起源，引入了“创世神”与“救赎神”的二元对立，动摇了古典和谐秩序。布鲁门贝格视诺斯替主义为西方文化危机时刻的体现，关注信仰、救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的存在根据。诺斯替思想将造物主视为恶的原则，而救赎神与创世无关，世界成为迷途之灵的迷宫，宇宙是灾祸的秩序和陷阱系统。

在马克安的神学体系中，救赎神的“绝对他者”身份使得人类生活的世界失去了“内在性”，人类承担着造物主的专断统治和救赎神的“遥不可及”的双重负担。诺斯替教义的传播催生了一个绝对陌生的世界类型，人类失去了对世界的信任。

布鲁门贝格受到汉斯·约纳斯的影响，将诺斯替主义视为理解基督教时代精神处境的钥匙。约纳斯将诺斯替学说的出现融入了“危机”话语之中，历史被理解为灾变之地和启示的场所。布鲁门贝格将诺斯替主义界定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精神危机，推动历史的变革和断裂。

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学说试图重新解决恶的起源问题，将恶的渊薮归咎于个体精神的自由，从而将尘世的罪责从上帝转移到了人类身上。这一解决方式象征着对摩尼教诺斯替主义的告别，但布鲁门贝格指出，奥古斯丁的“神正论”可能成为其论证中的“缺口”。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沿袭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方案，将诺斯替主义中的“救赎神”和“创世神”合二为一，重新融入唯一的“上帝”身上。唯名论哲学试图消弭诺斯替主义导致的世界陌异性质，却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内在秩序和意义的怀疑。

现代世界以“自我主张”和“自我持存”的姿态，建立了自身的正当性。布鲁门贝格的现代叙事显示了现代人如何通过思想和心灵的劳作实现对唯名论“神学绝对主义”的克服。唯名论神学中的上帝具有无限权力和意志的绝对性，使得人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变得困难。近代理性的自我主张愿望被激发出来，人类被迫去创造一个对立世界，这个新创造的世界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够被人的理性所认知。

“自我持存”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与人类作为“缺陷物种”的图景相关。人类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威胁时，由于身体组织和自然禀赋上的缺乏，需要在行动中创建自己的文化。布鲁门贝格使用“自我持存”这个概念时，受到了“缺陷动物”这一现代人类学定义的影响，认为人类需要在行动中创建自己的文化，以应对世界的挑战。

三、 政治神学的修辞及其限度

在《现代的正当性》一书中，汉斯·布鲁门贝格深入探讨了神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并对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进行了批判。布鲁门贝格认为施米特将现代国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视为世俗化的神学概念，这一观点是世俗化理论的激进形式。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建立在历史与例外状态的关联上，反映了一种反启蒙情绪，强调上帝对世界历史的启示和统治。

施米特的思想中，信仰的确定性、上帝的确定性以及道德判断的确定性构成了其价值判断的核心。他的历史神学强调超验之维相对于世界理性的崇高性。哈贝马斯将施米特的思想视为一种危机叙事，认为现代文明的世俗化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基督教救赎历史的末日决断阶段。

布鲁门贝格则主张现代性与神学超验性之间应有更平等的关联，他关注历史中的精神差异而非道德性的历史决断。他试图将政治神学“降格”为一个语言问题，认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是一种隐喻神学，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宗教神学领域的语言和图像。

布鲁门贝格的隐喻学强调隐喻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隐喻包含始源性的生命经验和动机，并具有超越现实视野指向未来的“推测之勇气”。他通过隐喻学对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进行了批判，指出施米特的隐喻不能成功建立政治和神学在历史中的真实联结，而是反启蒙立场下的强行发明。

此外，布鲁门贝格还探讨了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差异，以及政治神学与隐喻学的关系。他认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隐喻充满随意性，不能反映现代世界的真实属性。布鲁门贝格的现代性论述中，危机被视为个体自由和创造性行动的动力和空间，他关注形而上学问题所映照的人之精神结构，以及“大地的意义”。

布鲁门贝格和施米特的争论涉及了广泛的思想主题，包括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国家学说、时代诊断、政治语言和修辞等。他们的争论不仅展示了各自立场间的深刻鸿沟，也反映了对现代世界属性和命运的不同见解。布鲁门贝格寻求一种更具内在性的历史解释和现代性图景，而施米特则固守超验性角色对历史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