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过伽利略和费尔巴哈对哥白尼体系的不同态度，展示了科学史中哥白尼转向的复杂性。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中通过望远镜观察到的直观明见性，为近代科学方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费尔巴哈则对哥白尼的理想主义表示赞赏，认为其代表了一种与实证主义潮流不合时宜的精神。布鲁门贝格在《哥白尼世界的创生》中，利用这两则引文来描绘历史转变，探讨了技术思想史的线索，即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对科学史或现代知识革命的反思。他提出了哥白尼转向如何可能的问题，并试图重构科学史的历史性，关注理论思维本身的历史性转变。布鲁门贝格的技术思想史视角独特，他不区分科学史的内外，而是从边缘、片断、轶闻中发现线索，建立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联系。他的研究方法论困境在于历史与存在论的技术思想史之间的犹豫不决，从前期的技术论文到后来的技术论文，逐渐放弃悲观的文化批评，探讨技术如何成为现代的建构元素。布鲁门贝格通过研究海德格尔与卡尔·施米特之间的争辩，探讨现代技术与近代生存论断裂处境的密切关系，从而确立自己的技术思想史研究，并在“秩序消逝”的语境中梳理近代知识革命的发生。

二

布鲁门贝格在研究早期近代天文学与技术发展时，认为其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秩序消逝”，这标志着对世界理解的根本性变化。他探讨了“同人类相关的现实性结构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即自然结构中人的特殊地位。布鲁门贝格分析了哥白尼转向的思想基础，包括库萨尼古拉的视角概念、数学化主张和埃克哈特大师的理性神秘主义。库萨尼古拉在《论有学识的无知》中批判了地心宇宙论，提出了无限宇宙的概念，挑战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哥白尼继承了唯名论，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移出，其动机是修复而非摧毁传统宇宙模型，通过数学简化使宇宙模型与形而上学信念协调。

布鲁门贝格指出，哥白尼转向的真正意义在于取消中心与特定宇宙论图示的关联，通过数学化把握自然，使天文学成为独立科学。哥白尼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是人的理性能把握世界秩序。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的使用，开辟了新的科学范式，从智力思考转向理论好奇心带来的灵感，望远镜成为理论好奇心解放的工具。伽利略的观察挑战了日常感官与科学观察的区分，他的《星际信使》展示了望远镜观察到的星体，强调了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差异。

媒介理论视角下，望远镜改变了观看的自然明见性，技术化的观看重新定义了视觉。望远镜的使用促使观察者反思观看的器具和视角，观察被条件化，观察主体相对化。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借鉴哥白尼的思想试验，强调从静止观察者到主动观察者的转变，即从朴素唯物主义到观念论的转变，这背后是观察者考虑到自身先天认识框架的事实。

三

在20世纪初，胡塞尔批评了伽利略的研究方法，认为它导致了近代科学的抽象化和对直观现象学的忽视。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提出，近代科学的发展虽然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也遗忘了生活世界。布鲁门贝格在《哥白尼世界的创生》中回应胡塞尔，认为胡塞尔对近代科学的诊断过于悲观，忽视了理论好奇心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布鲁门贝格认为，理论好奇心是近代科学方法的基础，它推动了科学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他追溯了理论好奇心的历史，从奥古斯丁的批判到伽利略和培根的辩护，展示了理论好奇心在近代科学革命中的重要性。布鲁门贝格强调，理论好奇心的解放是近代科学解释其正当性的关键，它体现了现代人的自我主张和对秩序消逝后的符号系统的重新占有。他通过考察近代知识革命，揭示了基督教传统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困境。布鲁门贝格的研究表明，理论好奇心在近代科学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仅是科学方法的基础，也是现代正当性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