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观看欲望（Schaulust）与社会规则的冲突，指出视觉媒介的使用和影响是其根源。19世纪视觉媒介的发展使得旁观行为被看作是大众情感易被操纵的证据。法语中“badaud”一词反映了旁观者被动消费视觉奇观的状态。尽管现代媒介理论讨论了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参与者，但对视觉媒介中被动消费信息的批判依然存在。文章将分析数字媒体时代的旁观行为及其理论框架，并结合18至19世纪的媒介怀疑论，探讨观看欲望的历史维度。社交距离的消解和观看规则的解构使得旁观的二重性显现。

一、 观看距离的崩溃

观看欲望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不仅源于对事物的指涉，还受到社会规范和禁忌的影响。詹姆斯·埃尔金斯认为观看会激活一系列情感，如欲望、占有和权力。德语中的Schaulust一词暗示了观看与偷窥欲望的联系。弗洛伊德将旁观视为欲望机制紊乱的症状，而费尼切尔则将其解释为对他者空间的“融入”。现代社会中，偷拍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观看欲望与社会参与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数字媒体文化加剧了旁观行为的过度和病态，社交媒体和新闻频道通过图片和视频创造点击率，同时为消费者构建了参与社会生活的幻觉。这种行为模式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的距离规则，侵犯了私密空间。韩炳哲将社交距离的崩溃视为数字媒体社会的核心特征，认为这导致了公共生活的衰败。然而，社交网络也使得个体能够通过分享生活细节来参与他人生活，尽管这可能导致对他人生活的错觉性控制。观看欲望既是个体内在驱动的情感，也是社会公共性语境中的重要角色。社交网络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观看行为，还通过这些行为影响社会行为，干扰或破坏了社会共同生活中的规则。

二、 旁观的病理学历史

探讨了视觉媒介出现时情感道德问题的讨论历史。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通过主人公的偷窥行为，展示了观众的感官欲望和知性刺激，同时也揭示了偷窥行为的道德争议。社会学和媒介理论关注媒介消费对个体心理和社会的影响，但大众传媒操纵旁观者的观点仍然普遍。从1800年戏剧成为主要媒介开始，观众的旁观欲望和被动倾向就被视为道德败坏。19世纪中期的插图报刊和20世纪初的电影都引发了关于观众旁观欲望的争议。旁观欲望被认为使个体沉迷于视觉奇观，失去理性距离和道德判断能力，导致社会行为能力的丧失。旁观欲望虽然有疗愈效用，但更多被视为缺乏社会行为能力的表现，被看作病理性现象。旁观欲望的文化贬值超越了个案判断，成为一种排斥性机制的话语。朗西埃认为，对旁观欲望的排斥是现代媒体社会感性分配系统的一部分，通过贬低旁观欲望的合法性，将其排除在社会群体的自我理解之外。旁观欲望被贴上被动与无意识的标签，违反了社会共识，提出了对感性分配的价值判断问题。

三、 共谋：19世纪和20世纪的看热闹行为

数字媒体时代，观众注意力成为科技公司、广告业和政治宣传争夺的焦点。全喜卿将“看热闹的人”视为数字感知文化的象征，借鉴本雅明对漫游者与呆视者的区分，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用户更像无批判性的badaud。网络世界中，个体行为留下数据痕迹，呈现出虚拟可见性，质疑社会机构。围观现象在公共空间中具有潜在冲突可能性，广告通过感官刺激满足旁观欲望，购买围观时间。个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受到限制与影响，大数据背景下的旁观者相对被动，参与塑造社会公共空间与自我。观看欲望具有双面性，既是个体感官欲望的呈现，也是参与社会的行为。旁观作为个体与社会空间关联的中介，构成社会公共空间的动态变化与潜在冲突，对理解社交媒体中个体对舆论热点的窥视与参与行为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