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翻译学界对异化与归化策略的讨论历史悠久，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方法的两种极端，韦努蒂反对归化理论，提倡异化翻译，强调文化差异的呈现。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念相呼应，都旨在创造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拒绝代入感。

二、 《四川好人》及其中译本

《四川好人》是布莱希特1939年创作的戏剧，背景设定在四川，通过沈黛的故事探讨社会善恶。自20世纪80年代起，该剧在中国有多个译本，其中1985年黄永凡和高中甫、韩耀成的译本影响较大。这些译本基于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异语书写”，涉及典籍引文的回译问题。回译指将已翻译文本转回原文，通常认为应采取归化策略，但实际翻译中，译者可能选择异化策略，以展现文化差异。本文研究异化与归化策略在典籍引文回译中的实际效果，探讨是否应为中国读者提供异样阅读体验，以及如何体现外国作者笔下的中国文化与实际中国文化的差异。

三、 白居易诗歌的回译

探讨了白居易诗歌在回译过程中异化与归化策略的应用及其效果。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引用白居易的诗歌，其德文翻译属于“有本回译”。刘爱华提出中国典籍引文回译存在不同文本，挑战了回译文唯一性和定向性的观点。译例1中，黄译本和高译本对白居易诗歌的回译存在差异，前者更忠实于原典，后者则进行了归化处理。学界对德文诗引自白居易的原本存在争议，卫茂平和张黎分别认为可能是《新制布裘》或《新制绫袄成》的改编。史节通过对比研究，认为韦利的译诗更可能参照《新制绫袄成》。高译本在回译时忽略了德文诗中的关键信息，而黄译本则保留了这些信息并维持了疑问语气。高译本的归化策略消除了布莱希特德译中的异质成分，而黄译本的异化策略则保留了布莱希特译笔与白居易原诗的差异，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后的变形。两种翻译方法分别展现了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常规效用。

四、 《墨子》引文的回译

探讨了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引用《墨子》的情况，以及不同译者对这一引用的回译策略。布莱希特在流亡期间阅读了《墨子》的德译本，其引用出现在《四川好人》中。卫茂平指出，布莱希特的引用来源于福尔克的德译本，而高译本和黄译本在回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高译本直接引用《墨子》原文并加注，而黄译本则在后两个分句上与德译有较大偏离，采用了《史记》中的表述。这种偏离可能是译者有意为之，以适应上下文和人物身份。高译本的归化翻译保留了布莱希特的批判意图，同时产生了异化效果。黄译本则更贴近人物立场，增强了代入感，但第一个分句的直译与后文的意象不匹配，带来了冲突的陌生感。章节最后指出，归化翻译在典籍引文回译中可能产生与传统归化不同的效果，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理解的局限性导致了这种特殊现象。

五、 《庄子》引文的回译

探讨了《庄子》引文在布莱希特作品《四川好人》中的回译情况。卫茂平认为布莱希特更受老庄影响，而非墨子，且《四川好人》中的“好人受难”主题源自《庄子·人间世》。布莱希特引用《庄子》时，对卫礼贤的德译本稍作改动。两个中译本在翻译时，都保留了布莱希特的改动，并在注释中指出原文出处。黄永凡的翻译方式也有所变化，他没有像翻译白居易诗那样进行异化翻译，也没有像处理《墨子》语句那样归化，而是直接根据德文进行翻译。这种回译方式使回译文中的典籍语句与原典存在差异，但更符合特定语境，降低了读者理解典籍的难度，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王宁指出，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张力是翻译策略中的重要思想，但在回译中，这两种策略有时会呈现出特殊的“转化力”，使回译文呈现出本该是另一种翻译策略才会达到的效果。

六、 结语

异化与归化策略在《四川好人》典籍引文回译中的实际效果与传统意义不完全一致。异化策略在保留异质性的同时，有时降低理解难度，拉近作者与读者距离。归化策略则在掩盖异域风情的同时，可能保留用典特色，维持作品与读者距离。这两种策略的实际效果复杂，需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