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孟加拉航线”的历史起源和演变，指出其最早由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提及，后由周运中明确提出。航线是明代南洋航线的一部分，连接中国与孟加拉。文章详细分析了航线发展的五个阶段。

一、 基础阶段

汉代至三国时期，中国与南亚海上航线已确立，起点包括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和越南东河市，终点为南印度康契普拉姆和斯里兰卡。东吴时期，朱应、康泰等使者兼旅行家赴南洋考察，对孟加拉湾有了初步认知。三国时期，可能有人到过恒河口地区，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

二、 初成阶段

详细探讨了从两晋至隋代（265—618年）中国与孟加拉之间的航线初成阶段。在这一时期，航线虽已开通，但需多次中转才能完成从中国到孟加拉或反向的旅程。法显的归国航程是航线开通的生动例证，他从多摩梨帝出发，经师子国、耶婆提，最终到达中国青岛崂山。此外，法勇、智严等中国僧人和昙摩耶舍、佛驮跋陀罗等印度僧人的海上航行经历也证实了航线的存在。求那跋摩的经历特别典型，他从师子国出发，经阇婆、林邑辗转到达中国，体现了当时航线的复杂性和中转的必要性。

三、 繁忙阶段

唐宋元时代（618—1368年）是古代孟加拉航线的繁忙阶段，这一时期海上丝路的商人包括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后者的参与显著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和贸易。唐代初期，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他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前往东印度的耽摩栗底，详细描述了当时的航线和地点，如铜柱（今越南中部）、郎迦（今泰国北大年）、诃陵（今加里曼丹岛西部）和裸国（今印度安达曼岛）。义净还记载了孟加拉地区的三个小国：耽摩栗底国、三摩呾吒国和诃利鸡罗国，后者位于今孟加拉国东部。

南宋时期，赵汝适的《诸蕃志》首次提到了孟加拉，称之为鹏茄啰国，提供了关于国名、首都、民情、货币、土产和宗教的详细信息。《诸蕃志》中的描述显示了孟加拉与中国的交往，以及波罗王朝时期孟加拉地区的繁荣。波罗王朝统一了孟加拉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区域性国家，名为“文伽拉”，后演变为“孟加拉”。

元代，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记录了他经中亚进入印度，后被任命为特使出使中国的经历。他详细描述了孟加拉三角洲地区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况，提到了孟加拉与西藏的接近和麝香贸易，以及孟加拉地区的城市和河流。伊本·白图泰的记载反映了元代中国与南亚的贸易关系和航海能力。

四、 鼎盛阶段

明代初期，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孟加拉国的联系，相关记载增多。郑和船队从江苏出发，经过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最终到达非洲东海岸。《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书籍为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侯显作为明代太监，五次出使外藩，其中一次访问了孟加拉国。周运中在《郑和下西洋新考》中提出了“孟加拉航线”的概念，并发现了新资料，如张璇在孟加拉国吉大港去世的记载，推测明朝在吉大港设立的官厂可能一直使用到1433年。

五、 清后期的孟加拉航线

详细探讨了清后期孟加拉航线的历史和重要性。黄楙材的考察记录揭示了缅甸若开邦与孟加拉之间的贸易联系，以及中国商人在吉大港的活跃情况。马建忠和吴广霈的记录则提供了从天津到香港，再至加尔各答的航线信息，同时指出槟榔屿是航线上的重要节点。康有为的游记则强调了海路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以及当时从广东到加尔各答的频繁航运。最后，一位印度士兵的记录展示了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英国利用孟加拉航线进行军事活动的历史。这些记录共同勾勒出了孟加拉航线在清代后期的商业和军事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