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传统古典僧伽罗语文学历史悠久,当代文学始于19世纪英属殖民时期,长篇小说虚构作品1905年首次出现。本文聚焦20世纪80多年僧伽罗语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斯里兰卡早期小说家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他们认为小说应反映现实生活,从个人经历中汲取灵感。马丁·魏克拉玛辛诃等作家通过作品展现了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米娜》等作品虽未明确揭示社会变迁,但通过人物行为和矛盾反映了社会现实。同时,也有作家通过小说旨在改变社会秩序,追求政治变革。两类作品都揭露了社会现实,有时甚至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交织。研究僧伽罗语小说,社会变迁是核心主题。
探讨了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小说中文化冲突的体现,特别是通过婚姻和家庭主题。不同宗教背景的作家通过作品展现了宗教倾向和文化差异。早期小说中,年轻人自主选择伴侣,但宗教仍是重要考量因素。皮耶达瑟·西里塞纳作为佛教徒作家,其作品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批判,同时强调传统习俗和民族宗教复兴。艾萨克·德·席尔瓦则提倡西方婚姻习俗,与西里塞纳的观点形成对比。这些作品和作家的观点在斯里兰卡社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讨论。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的三部曲《乡村巨变》、《黑暗时代》和《时代终结》通过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乡村巨变》描绘了科格勒地区一个富贵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家族声望的维护,以及商业在乡村的崛起。《黑暗时代》讲述了南达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以及子女对父母生活方式的反抗,反映了家族声望的丧失和代际关系的疏远。《时代终结》则聚焦于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展现了他们在城市站稳脚跟后对乡村情结的遗忘,以及年轻一代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抗。魏克拉玛辛诃通过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斯里兰卡社会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斯里兰卡社会中,婚姻观念深受传统影响,父母对子女婚姻有决定权。在《乡村巨变》中,南达顺从父母意愿,嫁给非理想对象。《幻象》和《黑暗时代》中,南达作为母亲,同样反对女儿与出身低微的男子相爱。《时代终结》中,娜丽卡反对女儿与出身平凡的男子恋爱,反映出传统观念的延续。然而,年轻一代如娜丽卡的女儿和《无欲》中的女性角色,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伴侣。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年轻父母的观念也在变化。
16世纪初斯里兰卡受西方殖民影响,社会生活变化显著。魏克拉玛辛诃描绘南部沿海和科伦坡受西方影响深,而东部康尼马哈拉受影响小。科格勒人以商业贸易为主,重视椰子生产,部分人迁往科伦坡等地。康尼马哈拉人以农业为生,耕种水田受尊重。中部僧伽罗族村民以土地耕种为生,希望子承父业。
20世纪40年代斯里兰卡乡村学校和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高等教育向所有青少年开放,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文科生尤其多。这些毕业生及其家庭开始转变观念,不再将务农视为理想职业。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这种观念变化,如苏勒维勒1973年的作品描绘了一位父亲阻止大学毕业的儿子务农的场景,以及拉特纳亚克1960年的《五英亩》中对受过教育者务农的讽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尝试将现代化机械引入农业,成为榜样。然而,高学历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仍然是斯里兰卡面临的挑战,多部小说记录了这一现象。
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小说通过服饰细节反映了社会变迁。渔民和农民的日常服饰相似,低种姓人传统不穿上衣。随着时间推移,服饰逐渐西化,如校长朗吉特穿国服和皮鞋,英语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模仿英国服饰。20世纪60年代,长裤成为英语教育的标志。摩登青年的长胡须、长发和丁尼裤,以及女性穿牛仔裤,都是新潮流。婚服也从传统到现代简朴,如新郎穿大衣和长裤,新娘穿纱丽和紧身上衣。作家批评盲目模仿西方服饰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反思。
斯里兰卡僧伽罗族的种姓制度虽不如印度严格,但在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影响。皮耶达瑟·西里塞纳的小说《轩然大波》通过高种姓男子与低种姓女子的爱情故事,探讨了种姓与婚姻、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尽管种姓问题在斯里兰卡社会中较为敏感,但一些作家如艾拉瓦拉·南迪米特拉和K.贾亚提勒克在作品中涉及了这一主题。《拉贾帕克萨宅邸》中的请愿书事件反映了人们对种姓重要性的不同看法,而年轻人、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城市居民对种姓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尽管种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詹尼斯·季金思指出,政党成员的种姓与政党形象和组成密切相关。K.贾亚提勒克的《不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中,政党领袖们讨论候选人时也提到了种姓的重要性。《我吻你》和《拉贾帕克萨宅邸》通过不同家庭的故事,展示了种姓对个人命运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当代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小说中,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常被描绘为充满观念、行为和价值观差异的复杂关系。父母无论面临何种挑战,都希望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生活,期待他们能超越自己的经历。然而,子女在追求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功的过程中,往往与父母产生距离,甚至有时因婚姻选择而与父母疏远。小说《黑暗之家》和《普奇拉勒》通过不同家庭的故事,展示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自我追求与对父母责任的忽视。城市背景下的父母往往承受着维持社会地位的压力,而子女则可能将父母视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尽管如此,父母仍然以子女的成就为荣,体现了他们对子女深沉的爱与期望。
通过对比乡村与城市背景的长篇小说,揭示了斯里兰卡社会变迁。乡村生活被描绘为简单而淳朴,而城市生活则显得复杂多变,尤其是中产阶级。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却能保持真实和自在。通过亚索尼斯和巴拉德瓦家庭的待客方式,展现了城市人对物质和形象的重视。乡村孩子向往科伦坡,而科伦坡的一些人则不满现状,选择出国寻求更好的生活,导致父母成为留守老人。《普奇拉勒之死》通过普奇拉勒子女的故事,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家庭关系和价值观的变化。普奇拉勒的子女在城市取得成功,而他们的父亲则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计划卖掉老宅和土地,买家是曾在他们家工作的佣人的女儿,这反映了社会地位的逆转和变迁。
斯里兰卡人赴中东就业对国内社会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但国内作家对此关注不足。早期,出国机会稀缺,少数人通过出国获得财富和地位,如《普奇拉勒之死》中描述的行政官员。1977年后,经济开放政策放宽了对外交流限制,进口商品增多,改变了社会地位和价值观。近期,出国成为青年作家笔下的热门话题。
探讨了斯里兰卡城市居民在东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殖民主义文化及其在斯里兰卡的传播过程。文化渗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移民通过辛勤劳作获得财富,面临子女教育问题;第二阶段,物质财富增长,但对学习的关注降低,人们开始追求物质享受;第三阶段,通过政府资助的展览等活动,将现代生活方式引入乡村,但这种生活方式依赖消费经济,可能破坏村民经济稳定性。同时,出国热和职业中介机构的出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心态的变化。
探讨了斯里兰卡从中东回国人员对当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开设的卡带音像店对传统娱乐方式的冲击。《金鱼园》中描绘了一位年轻人开设音像店,受到当地议员的赞扬,但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也导致了其他娱乐方式的边缘化。音像店老板虽然事业成功,却忽视了对父母的关怀。
斯里兰卡宝石产业的兴起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近二十年来,宝石生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催生了新型亚文化。《流淌的宝石河》通过邮递员转行宝石开采、财富积累、追求名誉声望、投资电影、婚外情和家庭破裂的情节,展现了宝石致富文化对个人命运和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当代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小说揭示了社会和道德价值观的危机,特别是金钱至上观念的盛行。小说人物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社会信任缺失,作家通过作品表达了对堕落社会的惋惜和对改革的渴望。部分作家开始探索变革之路,追求社会组织的宏观变革,同时强烈谴责导致社会倒退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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