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中西方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包括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作为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石，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产生了影响。学界对乌托邦概念在中国的译介和文学价值进行了研究，但对《乌托邦》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情况关注不足。易家钺1921年的中译本《左玛士摩尔的乌托邦》作为研究个案，揭示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如何被新文化知识人选择性接收，以及乌托邦概念如何参与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话语的建构。

1 译介背景：从文学虚构到学理需求的“乌托邦”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对文化转型和家庭革命的探讨日益深入，革命观念渗透至社会文化各领域。易家钺在这一背景下，于1921年在《晨报》连载了《左玛士摩尔的乌托邦》，这是莫尔《乌托邦》全书最早的完整中文翻译。易家钺的翻译不仅反映了其对家庭改造的深刻思考，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实用主义和工具性社会改造方案的强烈需求。易译本的连载形式，适应了晚清以来对快速传播新知的社会心理，同时《晨报》的连载也使得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得以迅速传播，成为当时社会改革的重要参考。

2 译事先导：深耕“家庭研究”

易家钺在民初时期，基于强国愿景，引入外来思想资源，致力于家庭研究领域。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学习，创立了“家庭研究社”，在社会学界有显著影响。易家钺翻译了莫尔的《乌托邦》，将其与自己的家庭改造主张结合，旨在通过翻译传达社会理想和批判现实。《乌托邦》原作中对公有制的矛盾态度，反映了莫尔的二元所有制观。易家钺的翻译工作不仅关注文学价值，也强调社会批判和思想性，其翻译选材偏好兼具文学与思想性的作品。

3 “家族改造”：重构“乌托邦式家庭”

深入探讨了易家钺对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翻译工作，特别是他对“乌托邦式家庭”概念的重构。易家钺的翻译在《晨报》上连载，对原著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将原本的两部分内容融合，并重新组织为八个章节，特别强调了“家族”一章的重要性。在这一章中，易家钺详细讨论了人口、家族构成、住宅、食物分配和婚姻等主题，展现了他对家庭问题的关注。

易家钺在翻译中采用了本土化的译法，例如将“主教”译为“高僧”，“城市”译为“县”，这些翻译选择反映了他试图将乌托邦的理念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融合。在讨论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时，易家钺认同莫尔的观点，即家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其内部秩序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他强调了家庭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以及家庭内部人口调度的重要性。

在处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时，易家钺的翻译显示了他对家庭与社会结构相互适配的认同。他引用了爱尔华特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将家庭比作社会的基本细胞，强调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易家钺的翻译工作不仅传达了莫尔对家庭在乌托邦社会中角色的看法，也反映了他自己对家庭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在家庭革命和家族改造的讨论中。

易家钺在翻译中对莫尔关于公有制的讨论进行了强调，他指出莫尔认识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对所有制问题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了反思。易家钺的翻译中，莫尔对公有制的质疑被转化为更加直接和强烈的质疑，这表明易家钺在翻译中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加入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立场。

总体而言，易家钺的翻译工作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乌托邦》中家庭概念的重新解读和文化适应，他的工作体现了对家庭在社会中作用的深刻理解和对乌托邦理念的本土化诠释。

4 结语

易家钺的《乌托邦》翻译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利用外国思想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翻译过程中，易家钺挑战了传统家族道德，构建了家庭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体现了现代性。他的翻译不仅是对莫尔思想的认同，而是在家庭社会学思想影响下的创新。易家钺通过重组原文，强调家庭和婚姻，弱化了对所有制的讨论，为社会改革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