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介绍了中国文学翻译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和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特别强调了陕西文学及其代表作家陈彦的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陈彦的“西京三部曲”通过胡宗锋教授和罗宾·吉尔班克博士的翻译团队被译成英文，为陕西文学的国际传播做出了贡献。研究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讨译者惯习在合作翻译中的影响，旨在为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和推广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2 合作翻译与译者惯习研究

合作翻译是文学经典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中具有显著地位。国内翻译学界对合作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质、模式、文本和综述四个方面，但对社会性因素的探讨不足。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学界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性，90年代引入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为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因素提供了方法论价值。布迪厄提出社会实践是惯习、资本、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惯习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性情倾向，影响其感知、评价和行为。译者惯习是译者为获取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倾向性特性，场域是社会实践领域内的社会结构，资本是个体或群体持有的可转化为权力或资源的积累。翻译实践是惯习、场域与资本互动的结果，惯习研究需结合场域与资本概念，以全面客观地考察翻译活动。

3 胡宗锋、吉尔班克的译者惯习与“西京三部曲”英译

在“西京三部曲”的合作翻译中，胡宗锋与吉尔班克作为主要译者，共同参与了三部戏剧作品的英译。他们的初始惯习在早期社会经历中形成，为进入翻译场域奠定了基础。胡宗锋在西安交通大学外语系硕士班期间，通过翻译贾平凹散文的任务，初步形塑了其翻译陕西文学的初始惯习。吉尔班克在英国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获得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形成了研习中外文学的初始惯习。二人的译者惯习在合作翻译中进一步内化，对合译活动产生了多方位影响。

胡宗锋与吉尔班克的译者惯习具有深层共性，他们的社会化背景虽有差异，但都致力于通过陕西文学翻译向译语世界推广中华文化，并在中西方诗学规范与文化特质之间取得平衡。在翻译思想上，胡宗锋注重传递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吉尔班克则注重调和中西诗学与文化差异。他们的翻译思想在合作模式中求同存异，共同影响了翻译实践。

在翻译选材方面，胡宗锋与吉尔班克的译者惯习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重视传递陕西文化特色的本土作品，同时关注符合大众读者阅读期待的文学佳作。他们的翻译选材标准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在翻译策略上，胡宗锋与吉尔班克的译者惯习影响了他们的翻译策略选择。他们灵活采取对应、诠释和删简策略，充分传递原作的异语之美与文化特色，同时保障译文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效果。例如，他们通过对应策略处理原文中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表述，通过诠释策略为文化典故与文学常识添加注释，通过删简策略处理原文中较为晦涩且不影响主题表达的相关表述。

综上所述，胡宗锋与吉尔班克的译者惯习在“西京三部曲”的合作翻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翻译思想、选材和策略都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对中西方诗学规范与文化特质平衡的追求。

4 结语

本章节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了胡宗锋与吉尔班克在“西京三部曲”合作翻译中的译者惯习，探讨了其对译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位译者的惯习促使他们推介陕西文学，通过合作建立了良性互动，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他们的翻译策略包括对应、诠释和删简，旨在保留原作文化特质，同时确保阅读流畅。合作翻译模式成功推广了陕西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价值。中外译者合作是理想模式，应深入理解本土作品，同时考虑译语读者审美，选择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题材。译者应重视文化表达的翻译，灵活运用策略，提升译文质量，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