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俄罗斯作家多甫拉托夫及其作品《手提箱》，强调了学界对“物”在小说中作用的忽视。文章引入“新物质主义”理论，探讨了物与权力关系，特别是物在权力网络中的主体性。通过分析《手提箱》中的物件，如手提箱、雕像和西服，文章探讨了这些物如何影响人类身份、视觉权力和身体规训，以及作者在物权压制下的应对策略。

二、 手提箱：权力话语对身份的建构

在《新物质主义》视域下，权力话语通过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塑造身份。《手提箱》中，主人公携带的“手提箱”随着从苏联到美国纽约的迁移，其性质和所代表的权力话语发生变化。在流亡背景下，手提箱成为主人公边缘身份的象征，揭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手提箱中的苏联物品唤起了主人公的故土记忆，但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这些物品变得不再稳定，体现了新物质主义理论中物质的生成性和流动性。手提箱在美国被搁置，成为主人公“他者”身份的证明，反映了流亡者对个体身份认同的迷茫。作者多甫拉托夫通过手提箱的悲剧性结局，表达了作为“他者”的无奈与忧郁。简·本内特认为非人类物质也可以是政治参与者，手提箱便是政治声音的发出者，建构了主人公的流亡者身份。

三、 雕塑：视觉权力对人类的规训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全景敞视监狱的视觉权力概念，影响了对物的权力研究。在“物转向”理论下，物的视觉展示被认为能规训主体。《钦差大臣的皮鞋》通过苏联时期建造伟人雕塑的故事，展示了雕塑如何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具有规训功能的主体。雕塑在揭幕仪式上的视觉压迫和权力话语传递，体现了其在苏维埃制度中的社会文化功能。新物质主义理论家比尔·布朗提出“杂糅物”概念，认为物具有客体与主体的重叠特性。多甫拉托夫笔下的雕塑正是这种“杂糅物”，在视觉和意识层面对人类产生规训作用。作者通过戏谑的叙述，引发对物与人关系的思考，指出在物的权威下保持人的主体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

四、 西服：物权对人类身体的桎梏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机构通过对身体的规范与约束影响个体行为和思想。新物质主义学者关注身体的物质性，认为身体在社会和文化中具有积极、自我变化和实践的功能。《十九世纪文学和文化中的身体和事物》一书中的论文指出，身体的物质性特征为权力话语建构提供了场域，使权力机制能通过身体规训人类。多甫拉托夫的小说《手提箱》通过“西服”展示了权力机制的运行。在故事中，“西服”成为划分人物身份的重要标尺，通过身体完成对群体的界定和规范化。简·本内特认为，物品虽非政治利益的直接相关者，但构成人类行动的环境，对行动起到推动或阻碍作用。在《手提箱》中，“西服”通过身体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渗入，塑造了主体的认知与自我意识。主人公因无法写出与事实相悖的新闻稿而陷入创造停滞，又被怀疑与瑞典“间谍”有交集，被迫执行“政治任务”。“西服”成为传递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通过身体将权力话语自然地渗入主体意识。西服、身体、权力三者之间形成了动态关系，西服通过身体对人类产生权力规训。

五、 “物的暴政”下的应对策略

在《新物质主义》视域下，多甫拉托夫通过《手提箱》展示了物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在作品中，手提箱、雕像和西服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具有权力规训能力的“活力之物”。面对物权的压迫，多甫拉托夫并未屈服，而是运用荒诞手法和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来解构物的权力，创造出反抗的空间。在雕像揭幕仪式上，市长的权威被荒诞场景打破，主人公偷走市长的皮鞋，导致市长尴尬离场，雕像最终被拆除，权力的象征被消解。西服在主人公生活中功能移位，他更重视精神内涵，选择穿着具有意义含蕴的“莱热夹克”来应对西服的权力话语。手提箱中的物品虽无物质价值，却承载着苏联回忆，成为主人公对抗身份悬置的武器。多甫拉托夫通过幽默和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解构了物施加于人类的权力桎梏，展现了人类在物权压迫下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

六、 结语

在新物质主义视角下，多甫拉托夫的《手提箱》中的物品如手提箱、雕塑和西服，被赋予了影响人类意识和行动的能力。手提箱通过环境变化构建新的权力话语，引发身份焦虑；雕塑通过视觉权力规训人类，威胁主体性；西服则通过身体中介整合人类进入权力体系。作者通过荒诞手法和精神追求解构物权，揭示其限度和人类主体性。作品展现了权力关系形成，对物与权力关系提供新思考。多甫拉托夫捕捉现代性危机，警惕人类异化，解构物的力量，探寻人—物主体间性范式。《手提箱》的后现代性和新物质主义为审视物人关系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