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支,正从单一学科转向交叉学科、跨学科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队伍壮大,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在中国翻译史的知识考古探究方面。翻译与时代紧密相关,影响着政治、科技、宗教、文化、外交、法律等多个领域。新时期翻译史研究应深入探究翻译与各历史时代的关系,揭示其交互影响及价值。目前,翻译史研究方法和面向较为单一,缺乏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学科间知识交叉和融合不足。以往的研究侧重于方法论和宏观叙事,个案研究和微观叙事不够细致和系统。翻译史学者需追求历史感,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与跨学科领域展开交流对话。《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一书,基于历史档案和英汉语不平等条约文本,深入探究了不平等条约的翻译活动及其与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关系,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边界,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翻译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回到翻译现场,复原历史上翻译的样貌,构建翻译活动的历史语境,揭示其历史特性,充分认识翻译的复杂性,挖掘其在历史各时期的特殊功用。
强调了构建翻译活动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指出翻译活动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其本质和作用需要在历史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通过分析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时空背景,揭示了翻译在中外交流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翻译活动受到译者个人时空条件的影响,译者与翻译对象之间存在时空间隔,导致理解上的偏差。译者需要通过“视域融合”来减少这种偏差,更准确地再现翻译对象。同时,翻译活动受到赞助者和组织机构的影响,译者的前见不仅来自个人,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不平等条约的翻译中,故意错译和误译现象普遍存在,反映了译者或赞助者有意扩大或缩小“视域差距”以达到特定目的。通过对不平等条约中关键词汇的深入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译者如何处理“视域差距”,揭示近代中外交流的基础和权力关系的真实样态。
翻译活动具有跨越文化和空间的特性,尤其在不平等条约的翻译中,它表现为跨政治活动,受不同政治体的驱使和操控,实现特定政治目的。尼南贾纳将翻译视为构建殖民状态下不对称权力关系的一种实践,通过话语参与殖民文化的定型过程。翻译在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下塑造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既是强化殖民化的工具,也是殖民地国家抵抗殖民权力的场域。翻译的政治性在近代中国的反帝废约斗争中尤为显著,翻译过程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具有颠覆旧体制、建构新体制的作用。不平等条约的翻译固化了翻译上的不对等,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上外交冲突的缘由。在中外条约交涉中,翻译的政治行为属性尤为明显,中方通过翻译维护体制,体现了天朝体系与现代国际体系的冲突。译者的任务不仅是忠实转换语言和文化,还需考虑译者的权力问题。翻译史研究应关注翻译活动的历史特性,将其视为跨文化和跨政治的历史活动和事件,构成中外法律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史研究揭示了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旧秩序交替时期。翻译的复杂性及其在思想、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研究的关键。皮姆强调翻译史研究应聚焦于译者,而当前研究多关注西方知识如何通过翻译影响中国近代化。《不平等与不对等》一书提供了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启示,包括:1) 聚焦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不平等条约的翻译史,揭示中外冲突的历史;2) 翻译史研究应回到历史语境,复原翻译的复杂样貌和多样性,将翻译视为历史事件的一部分;3) 从史料出发,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教义法学和文化史,以揭示翻译问题背后的动因和影响。该书通过深入挖掘档案资料,采用跨学科方法,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强调翻译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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