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性”问题的提出

探讨了俄罗斯“国民性”问题的提出及其在19世纪俄国思想谱系中的地位。别尔嘉耶夫指出，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将主导该世纪大部分时间，而恰达耶夫作为西方主义者，对俄国历史和文化持否定态度，同时憧憬俄罗斯人成为世界“卓越民族”。别林斯基区分了“国民性”与“民族性”，认为国民性是民族性的第一大要素。斯拉夫派则认为，彼得改革后，宗法农民身上具有不变的“固有民族精神”，即信仰的纯洁性。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强调了俄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和非政治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超越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以“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为基础，诠释俄罗斯正教“国民性”及其“全人类性”意义，为理解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宗教内涵与全人类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全人类性”：俄罗斯正教“国民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中，俄罗斯的“国民性”与东正教的信仰紧密相连，他认为国民性是基督教（东正教）的、土地的、生命的、自由的聚合体。他强调知识分子需要与国民道德上结合，形成密不可分的单元，以实现对国民性的正确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同斯拉夫派的观点，认为彼得改革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分裂，精英社会与普通国民之间的疏离，以及民族道德独立性的丧失。他通过《作家日记》等作品，强调了俄罗斯人对基督教民——“农民”的认同，以及土地在俄罗斯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旧礼仪派”气质的角色，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白痴》中的罗戈任，这些角色体现了他对俄罗斯精神生活现象的关注。他认为“旧礼仪派”是俄罗斯国民对西方中央集权制度的抗议，也是未来俄罗斯新精神生活的前提和保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旧礼仪派”持有好感，认为它保持了俄国人追求终极真理的纯洁“国民性”特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罗斯因东正教而具有精神优势，但这并不妨碍东正教普遍真理向全人类敞开。他通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表达了与欧洲和解的愿望。他认为，俄罗斯将凭借东正教普遍主义宗教情怀，服务于全人类拯救的崇高事业，这是俄罗斯与西方实现精神和解的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间》月刊中积极探讨了俄国“旧礼仪派”现象和俄罗斯正教“国民性”问题。他批评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旧礼仪派”的片面看法，认为他们无法正确评价这一俄罗斯精神生活的重大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否定国民性等同于否定信仰，因为俄国的国民性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他强调，要研究俄罗斯正教“国民性”，必须关注“旧礼仪派”这一独特的精神生活现象。

总的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强调了俄罗斯国民性与东正教信仰的紧密联系，以及知识分子与国民道德结合的重要性。他通过对“旧礼仪派”的关注，展现了对俄罗斯精神生活现象的深刻理解，并提出了俄罗斯与西方实现精神和解的可能性。

三、 弥赛亚主义：“莫斯科——第三罗马”

深入探讨了“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历史背景、发展及其在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意识中的影响。这一思想起源于16世纪，由东正教修士依古敏·菲洛费伊提出，认为莫斯科是继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个基督教圣地，承担着引领人类创建人间天国的使命。伊万三世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联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将莫斯科视为东正教的捍卫者和普天下基督王国的中心。

然而，17世纪中叶，尼康的教会改革引发了东正教内部的分裂，旧礼仪派的反对和沙皇对改革的支持态度的转变，使得“莫斯科——第三罗马”意识受到挑战。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进一步抑制了这一思想，东正教会从属于世俗国家权力，导致“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民族主义话语受到压制。

19世纪，随着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兴起，“莫斯科——第三罗马”意识在斯拉夫派的推动下复兴。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等思想家强调东正教的纯洁性和俄罗斯民族的神圣使命，将俄罗斯视为全人类精神王国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这一观念现代化，认为俄罗斯民族具有实现全人类团结和和谐统一的弥赛亚主义使命。

尽管“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在历史上对俄罗斯民族意识和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并未促进东正教会的繁荣和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的复兴。相反，它成为了大俄罗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世俗权力的干预紧密相连。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历史文化想象和美学新阐释，将“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转化为一种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宗教人道主义话语，以期实现其在现代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述中的价值。

四、 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俄罗斯正教视为最纯洁的基督教形式，认为俄罗斯因此拥有精神优势。他强调东正教的普遍主义情怀，认为俄罗斯应服务于全人类的普遍拯救。这种观点超越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保守主义和世界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具有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意义，将俄罗斯正教“国民性”构拟为与全人类血脉相连的民族有机体。尽管缺乏理论体系和严谨方法论，但他的审美化论述和对“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现代化诠释，提升了东正教至全人类高度。他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立在俄罗斯承担的弥赛亚主义使命之上，坚信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终点将实现全人类的终极道德救赎。别尔嘉耶夫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弥赛亚意识强烈而深刻，认为他揭示了与人类终极完美状态相关的复杂辩证法。